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势力与技术创新

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但鲜有文献从市场势力视角研究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激励。为此,基于创新决策模型解释企业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008—2021年农产品加工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LW市场势力测度方法,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市场势力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2SLS方法处理内生性后,该促进作用依然显著;第二,市场势力通过溢价效应和成本效应等机制共同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第三,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交通便利度、企业产权属性等不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需要从培育领军企业、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国有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从而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县域企业市场势力——兼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企业竞争优势重构

在国内大循环发展背景下,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撤县设区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对象,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县域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与机理。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改革降低了被撤并县(市)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减少了县域企业的市场势力,促进了县域竞争。机制检验显示,撤县设区通过提升被撤并县(市)企业进入率和减少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成本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撤县设区主要降低了垄断性较强行业、非普通地级市和市县产业同构度较高的县域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另外,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改革期间被撤并县(市)企业进行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越多,其成本加成率增加越多。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区域一体化通过引入竞争削弱了欠发达地区企业市场势力,但域内企业可以通过增加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重构竞争优势,进而从总体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不仅能丰富区域一体化和县域城镇化研究,也能为欠发达地区企业竞争优势重构提供一定参考。

企业市场势力对其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A股1593家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1593家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市场势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市场势力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市场势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强化研发强度和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实现。笔者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市场势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只有当企业市场势力小于0.247时,企业市场势力才能够促进其数字化转型。此外,本文还发现,企业市场势力对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大于国有企业;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非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提升涉网黑恶势力案件侦办质量的思考——以河南省“打假治敲”精品案件为例

随着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的不断完善,黑恶势力犯罪空间受到有效压缩,黑恶势力犯罪的嚣张气焰得到根本性遏制,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向良性循环持续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感、安全感、幸福感持续稳定提升。然而,黑恶势力犯罪并未从此销声匿迹,而是向隐蔽化、网络化、专营化、“合法化”方向发展,侦查取证难度明显增大。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侦办此类案件中要讲究策略,长线经营,深度研判,缜密侦查,善于总结个案侦办中的成功经验,汲取相关教训,升华为理论指导,创新思维,切实提升依法侦办黑恶势力案件的水平与能力。

网络恶势力组织的形态解构与检察治理路径

随着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深入推进,传统黑恶势力向网络空间转移渗透,逐渐滋生了比零散、自发的网络犯罪更具组织性、专业性和危害性的网络恶势力组织,严重破坏互联网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本文深度阐释网络恶势力组织的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危害性特征,从检察视角提出全链条打击整治网络恶势力组织的对策和建议。

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与企业市场势力

本文基于我国资本市场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特征,探究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可以显著提高投资组合公司的产品市场势力,支持了“合谋效应”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合谋效应越强;相比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交叉持股的合谋效应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还会通过向上操纵持股公司的生产成本以“合理化”产品价格上升。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的合谋效应会显著弱化《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本文揭示了机构大股东交叉持股的合谋效应,讨论了其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对市场监管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农地制度改革、垄断势力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

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从农地“三权分置”视角,分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与竞争的理论逻辑,并以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和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地“三权分置”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弱垄断势力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这些结论在排除行业发展趋势、全国性政策影响、控制非平行趋势后仍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三权分置”通过降低农产品加工企业成本促进了技术创新。此外,农地“三权分置”对林产品加工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种植加工与养殖加工企业。研究展现了农地“三权分置”在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与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脱贫地区公共景区市场势力与公共产品悖论及门票价格分类规制

公共景区兼具市场势力和公共产品特征,导致了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冲突,而脱贫地区公共景区合适的定价机制对建立景区运营提升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机制非常重要。基于此,文章对公共景区经济性质进行辨析,以属地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税收和最大化景区经营者激励三大规制动机为基础,比较得出规制效果及脱贫政策影响效应,并分类提出规制原则、策略及适用条件,以此揭示脱贫地区公共景区分类规制机制和原理。文章剖析了脱贫地区公共景区门票价格及规制动机与平均运营成本的关系,并提出动态定价、脱贫资金投入与规制协同建设、价格规制中区分市场势力和地方政府非经济强制力等建议,有助于建立更加激励相容的系统规制方案,完善公共景区分类规制体系。

政府采购、流通企业ESG与市场势力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政府采购数据和流通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采购、流通企业ESG和市场势力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政府采购通过“倒逼效应”“引导效应”和“认证效应”提升流通企业ESG,流通企业ESG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提升生产效率增强市场势力,熵平衡匹配估计结果支持上述结论;流通企业ESG在政府采购影响市场势力中存在中介作用;政府采购对流通企业ESG以及ESG对市场势力的作用机制均存在企业生命周期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特征。

网络恶势力司法认定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同质解释规则的展开

互联网时代,网络恶势力呈现组织结构松散化、犯罪手段软暴力化、危害范围虚拟化等特点,以至于传统的概念化思维无法指导司法实践妥当认定网络恶势力。为兼顾法益保护与罪刑法定原则,司法机关可考虑转用同质解释规则,即在法益保护原则的要求下,强调构成要件的类型化,立足危害范围的“公共性”、恶势力的“共犯性”以及软暴力的实质危害性,精准界定网络恶势力的构成特征,为实践认定难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

买方市场势力与上游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沪深A股企业的实证研究

创新是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买方市场势力与上游企业创新投入的同时,将上游企业市场势力纳入研究,探讨上游企业市场势力在买方市场势力影响上游企业创新投入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以及上游企业市场势力在该过程中是否以门槛变量的形式存在。研究结果表明:买方市场势力与上游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买方市场势力对上游企业创新投入在初期表现为积极的正效应,越过拐点则呈现负效应。上游企业市场势力正向调节了买方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投入呈倒“U”型关系,并存在一定的门槛值。

匡时济世与救亡图存:恽代英“善势力”思想论析

“善势力”思想是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和主张,是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实现救国救民的理论总结。清末民初,中国陷入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是恽代英“善势力”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其个人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善势力”思想形成的动力泉源。“善势力”思想的形成历经了从“义务论”的萌芽、“互助论”的发展到形成“善势力”思想三个阶段,其过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逻辑进路。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一思想既是恽代英实现救国救民的方法和手段,同时也是其目的和归宿。作为方法和手段,其实质是基于道德伦理原则的改良主义;作为目的和归宿,其要达至无压迫无剥削的“黄金世界”。“善势力”思想的内核与以解放无产阶级大众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共通相融性,从而推动了恽代英朝着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

毛泽东关于中间势力统战工作重要思想的山西实践经验研究

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经验之一。抗战期间中共北方局迁往太原,围绕武装斗争,在山西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通过践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策略,坚持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战原则,灵活施策,对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成功。进一步探讨中共北方局如何从统一战线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团结中间势力和中共在山西发展壮大的历史成就,使山西成为抗战时期全国范围内最早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省份和党、政、军、学、民统一战线构建最为成功的范本之一,对做好统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经验启示。

利率市场化与银行存款市场势力的关系分析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市场的枢纽。银行存款市场势力对银行来说尤为重要,那么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标志性政策——存款利率上限取消政策的执行对银行存款市场势力会产生何种影响?鉴于此,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采用中国2007—2021年239家商业银行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存款利率上限取消政策的执行普遍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市场势力。因此,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应注重保护商业银行的存款市场势力。

恶势力组织刑法规制的完善——以与《反有组织犯罪法》衔接为视角

随着《反有组织犯罪法》的颁布,我国恶势力组织经历从非法律用语到正式的法定概念的转变,以此重新审视该法与我国刑法关于恶势力组织的规定会发现,刑法对恶势力组织规制存在“恶势力组织缺乏刑法评价”、“恶势力组织首要分子的规制空缺”、“对恶势力组织涉案财产的处置不彻底”的漏洞。相应的,未来立法修订建议“增设领导、组织、参加恶势力组织罪”、“明确恶势力组织的首要分子”与“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并适用刑事推定原则”,以期建立健全打击防范治理恶势力组织的长效机制。

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的教义学分析

基于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本质特征的不可欠缺性、《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恶势力犯罪归纳表达的逻辑意蕴以及“势力”形成的客观规律,恶势力犯罪中的“多次”实施违法犯罪,应当界定为每次违法犯罪行为都体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间接欺压百姓”的规范属性应体现为具体危险犯,不是任何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情形,都会成立恶势力犯罪。只有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威胁或威慑感呈具象可能性、等同直接欺压百姓法益侵害的时候,才能成立恶势力犯罪。基于动机、目的、起因的合法并不意味着后面违法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起因合法,事出有因规定存在例外具备法理性、妥当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基于对组织属性、刑法规定以及文义解释的精神与实质内涵的把握、恶势力犯罪与普通共同犯罪的本质差异,结合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恶势力犯罪存在的不同场域,一人、二人恶势力均有成立的空间和可能。一人、二人成立恶势力犯罪契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吻合意见规定的精神和实质,既具有正当性,也具有合法性,同时亦符合时代的发展性。

市场势力、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2修正)》的实施,企业市场势力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值得学术界关注。结合组织惰性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的观点,文章尝试构建一个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传导路径的整合性解释框架。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区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和反应性企业社会责任,分别探讨二者在市场势力和绿色创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势力负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在二者关系中存在遮掩效应,而反应性企业社会责任则发挥中介效应。本文有助于解释中国情境下不同市场势力的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绿色创新的行为倾向与路径差异,从而为绿色创新的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市场势力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偏离效应视角的分析

劳动报酬偏离劳动贡献是当前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劳动收入份额取决于企业的市场势力。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企业产品与劳动力市场势力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产品市场势力会使企业实际产量低于市场最优产量,进而通过劳动要素的需求偏离效应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劳动力市场势力会使员工工资水平低于其边际产出收益,进而通过工资偏离效应作用于劳动收入份额。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市场势力关联的环境中,意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产品市场规制政策反而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意味着同时推动消除产品与劳动力市场势力的政策改革可以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

中国武术的当代势力

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经济学等理论,对中国武术所具有的当代势力进行研究。在分析当前中国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武术具有文化势力、道德势力、教育势力、艺术势力、健康势力、产业势力的观点。通过论证发现,中国武术所展现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或实践帮助。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武术走出当下的尴尬困境。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生成及其认定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是网络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日益交融的结果。在司法机关的高压打击和网络便捷等因素影响下,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日渐被黑恶势力组织利用。伴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悄然而生。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具有“进化”的特点和“异化”的表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弱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出现软化;“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形态“无形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产业链化”和“节点化”,三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实施空间的“虚拟化”。当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仍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机关无法精准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确立“形式+实质”的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