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规范管理研究

慈善法的实施推动网络募捐由混乱无序状态发展到以平台为核心的资源整合阶段。如何对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进行规范管理,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发展至今依然存在准入门槛不明确、用户隐私保护不力、平台公信力不足、善款管理机制不一致、网络技术应用不成熟等问题。为保证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健康有序运行,必须尽快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治理。规范网络募捐平台认证标准、厘清区域管辖权限、设置独立监管部门、明确信息泄露风险责任,规定信息公开范围,处罚欺诈行为,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处置剩余财产等等,以建立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个人求助网络募捐平台的法律监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募捐平台的兴起,个人求助的范围扩展到互不了解的社会公众,在高效率解决个人困境的同时也产生了诈捐、多平台重复募捐等诸多问题,这源于现行法律并未规定个人求助中网络募捐平台的权利义务,并缺少对平台进行监管的制度。通过对个人求助网络募捐平台进行分类分析,了解平台的实践现状与平台在监管中存在的法律困境,明晰对网络平台分类监管设置相关权利义务及违反义务应承担责任的必要性。为提高公众信任度,确保个人网络求助的良性发展,应当确立对于借助慈善组织型的募捐平台参照民事信托进行监管;不借助慈善组织型的募捐平台参照红旗规则监管的监管模式,并且对网络募捐平台进行多方位监督。

社交媒体募捐平台运营规制研究——以“罗一笑”事件为例

草根和社会化公益组织借助社交媒体开展社会救助展现出了日益强大的影响力、传播力,但存在失范现象,并诱发信任危机。以"罗一笑事件"为典型案例,探讨社交媒体募捐平台进行监管的主体,比较美国发展模式及经验,完善相关运营过程的监管、规制和立法,促使官方公益组织与民间公益公信力提升,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募捐平台的强大磁场效应,使群众的爱心、社会正能量得以传递。

互联网募捐平台,几家欢乐几家愁

在腾讯公益一系列“去杠杆”“踩刹车”的操作之后,今年99公益日的数据首次出现了捐赠人数和捐赠额度的双下滑。根据上海静安区方德瑞信社会公益创新发展中心(简称“方德瑞信”)对今年99公益日筹款数据的盘点,今年公众筹集善款总额33亿元,累计捐赠人次超过5816万人次,较去年分别下降7%和15%。与之相对的是,平均单笔捐赠额57元,较去年上涨10%。

我国网络募捐法律制度研究

网络募捐这一新的慈善募捐形式不仅推动了募捐事业的发展和普及,而且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有力补充。虽然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募捐行为得到了调整与规范,但当前我国网络募捐立法大环境仍比较落后,实践中,网络募捐的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对此,有必要在阐述网络募捐等相关概念与特点以及梳理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针对网络募捐现行法律规制的不足,加强相应的制度构建,旨在实现网络募捐法律制度的完善。

“七维”协同治理:推进我国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规范化建设——基于首批11家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分析

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些监管难题。以11家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例,分析了平台的服务、募捐、慈善机构入驻以及接受举报等情况,探讨了我国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发展中存在的法律监管漏洞、公募标准不明、慈善认定意愿不高、自身运营欠规范、慈善捐助失信等问题。提出构建基于七维协同治理体系,即:基于法律、行政、行业、平台、慈善组织、社会等多元主体,从构建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提高慈善激励效用、降低公募审批门槛、制定宽严适度公募审批机制、建立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联合体、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引导社会理性监督七个维度,推进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建设。

网络捐款意愿与行动研究

网络募捐平台成为捐款行为依托的主要渠道,对公众捐款意愿与行动有一定的促动作用。基于网络平台开展的募捐活动相较于线下募捐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运用半结构化访谈法,结合募捐活动现状,分析得出网络募捐平台的便捷性、广泛性、公开性、共同性、多样性对于公众捐款意愿和行动具有促进作用,提出公众的网络募捐行为背后存在共情、维护人情与面子等内在心理动机。

新媒体环境下个人网络募捐研究

新媒体的高速发展使得网络募捐在平台、手段、途径等方面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移动端个人网络募捐平台得到发展。个人网络募捐信息的传播效果受到多方要素影响,受众能够根据获取的信息进行自主地判断,并逐渐提高媒介素养和警惕性。而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依靠作为传播者的募捐平台进行解决。

我国个人网络募捐法律问题研究

大病求助、网络筹款、爱心接力……各类网络众筹平台的兴起为广大网民伸出援手、传递爱心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使得急需求助的群体不再走投无路。但是随着“互联网+公益”模式不断发展的同时,近年来有关诈捐、善款使用不明、隐私侵权等负面新闻也频频被曝光,反映了个人网络募捐亟待规制的现实需求。为了促进个人网络募捐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其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涉及网络募捐的现有法律规定

《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个人为了解决自己或者家庭的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息时,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我国个人网络募捐法律规制研究

个人网络募捐已经成为大众在面临紧急事项而急需资金时一种普遍募集资金的方式。这种筹集资金速度快、资金来源广泛的募捐形式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法律依循度低、募捐行为及平台运作过程中的行为法律定性模糊、法律监管严重缺失等问题突出。既要保护个人网络募捐的健康发展又要保证其不产生异化,就需要明确的法律定性以及严格的监管措施来保障。

我国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制度的法理分析与比较观察

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募捐平台)是互联网与慈善募捐相互融合的结果。我国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中的规定及相关的配套规则构成了我国的募捐平台制度。但是该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影响其作用的有效发挥。立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22年向社会公布的《慈善法修订草案》中涉及募捐平台制度的内容。但从现有修改来看,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要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必须从法理层面对该制度进行全面分析。理论上的分析包括慈善募捐权的属性、募捐平台的属性以及慈善法的属性。同时,观察域外典型国家的做法,也带来不少启示。基于法理分析和域外观察,立法修改应特别注意保护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权的实现,取消现在的“指定制度”,科学重构募捐平台的准入制度,同时为募捐平台设置合理的法定义务。

规则嵌套与层级互动:平台慈善治理格局重构——基于系列焦点小组访谈的框架分析

随着平台慈善逐渐发展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新增长极,其“双刃剑”特性愈发凸显,传统以政府和平台为中心的平台慈善治理格局,不仅容易扼杀平台创新,还存在诱发平台异化的风险。本文从公共事务治理理论出发,基于系列焦点小组访谈的框架分析方法,探讨平台慈善治理格局重构。研究发现:平台慈善治理新格局应由平台方、平台用户和非平台用户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及宪制层级、集体选择层级和操作层级的复杂治理规则构成。平台方、平台用户和非平台用户联合组建的行业组织在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建立起参与桥梁,提供了塑造层级互动方式的蓝图。立足于制度层级之间的规则嵌套建设,自上而下的权力治理与自下而上的责任治理得以相互契合。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平台慈善的内涵、外延与边界并提升对其治理的理解,也为企业和市场领域的平台治理提供了借鉴思路。

论个人求助平台的法律规制

个人求助平台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法律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以《慈善法》为核心的现行慈善法律制度无法提供规制的规范依据,其主要理由在于个人求助平台与慈善法律制度所规制的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在主体和活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细致分析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在引导个人求助平台经主体上的“分离”和活动上的“统一”之后,就能够使其符合被“指定”为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在主体和活动上所需满足之要求,进而就可以依据《慈善法》对其进行规制。在此基础之上,如若《慈善法》在修改中能够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那么就将有助于实现对个人求助平台的有效规制。

互联网个人求助法律规制路径探析

网络慈善的蓬勃发展衍生出包含个人求助在内诸多形式的网络募捐。《慈善法》明确将个人求助排除在慈善募捐范围外,但并未进一步就个人求助进行具体规范。实践中个人求助信息发布平台责任不明,未明确具体的监管主体。结合个人求助的特征与现状,应统一个人救助信息发布平台,依托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构建个人求助的监管体系。

社会化媒体赋能公益主体价值共创:基础、实践与效果

作为公众“须臾不可离开”的数字情境,社会化媒体已然成为公益主体共创社会价值的重要场景。因此,系统解析社会化媒体赋能公益主体价值共创的过程,有助于充分释放社会化媒体助推公益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基于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而形成的“赋能基础—赋能实践—赋能效果”分析逻辑,本文首先从可供性视角切入,援引“需求—可供性—技术特征”框架解析了社会化媒体赋能多元公益主体的技术基础;其次,通过归纳公益主体的实践活动,阐明了社会化媒体赋能公益主体的实践体系;最后,通过识别影响价值共创实现的关键资源和总结公益主体获取的价值效果,明确了社会化媒体助推公益主体价值共创的赋能效果。本研究对社会化媒体赋能效应的有益思考,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化媒体对公益主体价值共创的赋能本质,也为推进社会化媒体情境与公益情境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依据。

凝聚向善力量 推动数字慈善高质量发展

数字慈善是利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进行慈善活动的一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社交媒体、在线募捐平台、区块链技术等手段,实现资金的筹集、资源的分配和公益项目的推广,极大丰富了慈善内容,拓展了慈善渠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点公益”:公益营销还是公开募捐?

公益营销和运用商业机制开展公开募捐这两种法律性质迥然不同的行为极易混淆,在'一点公益'这一事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单纯讨论'一点公益'是否涉嫌庞氏骗局(或者传销)不足以揭示这一案例所涉及的复杂法律关系。本文从慈善法律与规制的角度切入,揭示'一点公益'无论作为公益营销还是公开募捐,甚至只是搭建商业组织和慈善组织从事这两种行为的平台,都存在违反现行法律规定之嫌疑。对此案例的剖析不仅有助于厘清慈善与公益之边界,也暴露出现行立法之不足。

《慈善法》实施后网络募捐的法律规制

网络募捐日益成为慈善募捐的重要渠道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纠纷和问题,也凸显现行法律规范之不足。在《慈善法》颁布实施之后,慈善募捐有了一定依据,但是依然需要从原理到规则层面进行全面梳理和廓清。募捐主体、募捐地域限制和网络募捐平台的法律地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三个问题。首先,本文在区分慈善募捐与个人求助两个概念之后,揭示出个人求助的规制困境;而且因为《慈善法》明确表态不调整个人求助,所以只能适用其他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制。在排除了营利组织、互益组织、政府部门和媒体之后,募捐主体只能限于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这不仅源于此类组织的特殊属性,也关乎公开募捐的公益性特征;其次,因为现行慈善组织行政管理体制受限于行政区域,因此网络募捐的备案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限制,而网络募捐突破地域限制已经成为现实,《慈善法》出于对现实的接受与回应,放松地域限制成为必然的选择;最后,网络募捐平台的法律地位有三种分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联合劝募组织和职业劝募机构,所以对其规制除了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视角进行考量之外,还需要从不同组织性质的角度予以关注。

探析“同一天生日”网络募捐

“同一天生日”活动的募捐主体是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该活动在“慈善中国”网站备案后,并没有在民政部指定的十二家慈善信息平台,而是直接通过“分贝筹”微信公众号开展募捐活动。本文在对本次募捐活动过程和基本募捐要求梳理的基础上,围绕《慈善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解释展开分析,认为其规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只具备发布募捐信息的功能,而不具备提供募捐服务的功能,慈善组织可以选择民政部指定平台之外的网络募捐服务平台开展募捐活动。爱佑未来通过以其名义开通的网络募捐服务平台(即分贝筹),开展网络募捐活动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实践中,也应当对募捐“信息发布平台”和“募捐服务平台”进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