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勋臣的培养与任用

明朝建立了一套勋臣子弟培养制度,并坚持由勋臣出任高级军职,以达到拱卫皇室、维护等级秩序、防范边将等目的。但在世袭制度的保护下,勋臣的培养收效甚微,多是纨绔子弟。勋臣任职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职能,而且加剧了军政的废弛与腐败。

明代勋爵承袭与勋臣宗族活动初探

明代公、侯、伯勋爵承袭遵照一套完整的勘验制度,以诰券、宗图为准,由五府、吏部执行。在这种制度的整肃下,勋贵家族组织在形式上向上古封建宗法礼制靠拢,部分族众的宗族意识不断提高,明皇朝的统治秩序与政权合理性亦借此彰显。但随着明代中后期勋臣家族生齿日繁,兼之勋爵袭封制度出现纰漏与畸变,勋贵子弟争袭爵位的现象频繁发生,宗族的秩序性受到冲击,勋臣宗族组织僵化复古,依附于国家强权而缺乏自我调节功能的特性暴露无遗。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北朝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研究

勋臣八姓是平城时期元氏最主要的婚配对象,其中穆氏子弟所占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部族子弟,是元氏最固定的婚姻群体。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姻也是可以达到民族融合的,而这种融合和迁都后相比是隐性的和有限的。这些婚姻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清初八旗勋臣追赠及其家族的封爵问题

八旗勋臣集团作为满清特权阶层,始终受到清王朝的青睐和眷顾。这不仅反映在清廷对该集团给予法律上的免死、减罪、经济上的优赏等,还体现在从政治上维系勋臣势力的核心统治地位。表现在世爵世职的封赠上,清廷给予勋臣及其家族的优遇,也非普通八旗官兵和绿营子弟所能比拟。

“使重臣治其事”--元至清初云南边政体制嬗变与边疆治理研究

元灭大理国后将云南纳入版图,并实现了云南与内地在省级行政区划上的统一。“使重臣治其事”是元至清初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元代藩王与行省宰执的“分权共治”,还是明代勋臣与藩王、勋臣与内官、勋臣与巡抚的“共镇”与“共治”,抑或是清时督抚体制下的“同城共治”,实则是中央在边疆施政的具体举措。各个阶段前后相继而又多有更张,共同推动了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不断深化,使云南边政最终实现内地化。

靖难勋臣政治权力的演变:英国公张辅与明代前期政局

英国公张辅作为靖难勋臣,凭借明成祖信任及战功威望,在永乐后期成为明廷军队和靖难勋臣集团中的领袖人物,以张辅为代表的靖难勋臣集团在永乐一朝影响力亦日益增强;成祖驾崩后,张辅身为勋臣领袖,成为朱高炽父子和朱高煦竞相争取的对象,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及至宣德初年,藩王问题解决,因功高震主,张辅遭到宣宗打压;英宗正统年间,张辅再遭王振集团排挤打击。张辅权力与地位的变迁恰好反映了永乐到正统时期靖难勋臣政治权力的演变。

北魏于神恩墓志所见鲜卑勋臣于氏家族之盛衰——基于阀阅流品视角的考察

关于新近公布的北魏于神恩墓志,学界考据成果斐然。若将视角切换至门阀士族和仕进体制上来,还会有更多收获。开国元勋的一流门资赋予于神恩非比寻常的仕宦资格,但梳理其履历,不难发现其仕途高开低走,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大致以宣武帝正始、永平之际为界,前段超品释褐、荣耀升迁,后段备受阻滞、持续低迷,个人境遇顺逆与其所出鲜卑勋臣于氏家族的盛衰基本同步,其从祖祖父于烈和堂伯叔父于忠居中发挥决定作用。该墓志堪称其家族发展史的高度浓缩,也是胡人姓族演变的生动标本,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借助士族流品制度的有形载体全面扫描志主的人生,捕捉其仕进轨迹的“异动”节点,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隐秘,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它与搜寻史志“异刻”现象探赜索隐殊途同归,都有助于迫近历史真相。

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开朝勋臣勋天义兼苏福文将帅总理民务汪钧谕》考释

太平天国《九门御林开朝勋臣勋天义兼苏福文将帅总理民务汪钧谕》考释严丽娟南京博物院藏品中有一件反映太平天国后期经济事物的文告———《九门御林开朝勋臣勋天义兼苏福文将帅总理民务汪宏建钧谕》，是一件鲜为人知的珍品。原文如下：九门御林开朝勋臣勋天义兼苏福省文...

天顺初政局与石彪、杨能、李文、杨信四臣的封任

天顺初年,复杂的政局变化影响到朝廷对武将的任用与勋爵的册封。大同、宣府、延绥巡守将领石彪、杨能、李文、杨信的封爵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军功以外政治因素的影响,反映出英宗通过平衡“夺门”新贵与前朝勋臣势力达到稳定政局并加强军事防御的意图。对石彪等人的册封表明勋爵册封制度不仅具有激劝军功的作用,也是皇帝巩固统治的工具。

明代前期勋臣军职初探

明代的勋臣在明初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到了明代中叶,勋臣权力却明显下降。勋臣主要以军功起家,军职是他们权力变化的重要标志。土木之变后,勋臣作为权力集团,基本淡出了政治主舞台。从洪武到永乐再到仁宣正统时期,明代勋臣军职变化反映了这个集团的权力变化。

洪武帝对武人勋臣的防范和任用设计

洪武帝基于历代得失的借鉴和个人经历的总结,高压防范武人勋臣,严格限制他们任职军事机构,禁绝他们日常交往官兵,进而又依据军事斗争的需要临时委派他们外出承担练兵、守御、征伐等重任,并在任用过程中严格控制他们的外出时间和用兵权力,同时强化内部人员的制衡和外部力量的监管。这一设计在洪武朝运作收效良好,但因其内在维系相当仰赖武人勋臣的个人才能支撑,从永乐朝开始便被统治者逐步调整和放弃。

北朝范阳卢氏形成冠冕之首的诸因素

北朝范阳卢氏形成为冠冕之首,仕宦显达是必备的条件之一,但它并未起关键作用。本文认为范阳卢氏的婚姻举措是构成其冠冕之首的主要因素。当魏孝文帝改革后,范阳卢氏与皇室通婚高居首位,对提高其政治和社会地位至关重要。同时,与汉族名门联姻,亦有利于门望的提高。范阳卢氏累世以儒学作为“家学”,尤精于三礼。它利用文化上的优势,对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亦是构成冠冕之首的重要因素。

論貞元初年的禁軍改革

制度變革往往和政局變動有着密切聯繫。貞元初年,德宗改革禁軍制度,增加禁軍將軍的員額,並大範圍蒐集藩鎮將領進入禁軍。在這個過程中,諸多與李晟關係密切的將領被邊緣化。種種迹象顯示,這場禁軍改革中的人事動蕩和李晟等勳臣去位有着密切聯繫,不久後的李廣弘謀反就發生在這一背景下。自此貞元時代掃清了轉向"文"治的政治障礙。而這些經過"禁軍化"的藩鎮將領有很多先後出任節度使,成爲德宗重塑藩鎮秩序的重要憑藉。這也意味着"安史之亂"以來朝廷對藩鎮將領立場的改變。

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以族权与皇权关系为视角的研究

郭玹的袭爵为皇权介入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埋下了隐患。明英宗曾试图通过搁置袭爵来剥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权,但在复位后出于巩固统治需要转而支持郭昌袭爵。成化年间至弘治初年,朝廷主张剥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权,郭昌之子郭良通过多种方式为袭爵营造有利氛围来影响皇权,最终成功袭爵。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体现出明代勋臣家族族权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北朝洛阳于氏略论

本文以北朝洛阳于氏为个案,通过分析其家族的发展,探索这一时期胡姓大族的发展脉络,同时试图发现民族融合背景下胡族皇权政治的特点。

明代兩京帝陵主祭官員人選變化

明代兩京帝陵主祭官員人選歷經數次變化。在正統中期,先由宗室親王主祭變爲駙馬主祭;至正德、嘉靖時期,再由駙馬主祭變爲外戚與聯姻帝室的勳臣主祭;最終自萬曆朝起,勳臣成爲最主要的祭祀群體,但他們不一定兼有皇親身份。帝陵祭祀既是國家大典,又係皇家私禮,有尊尊親親之儀。然而明代中期以後,宗室不再久居北京;正德、嘉靖兩朝,駙馬數量減少;嘉靖以後,外戚開始被嚴格限制封襲勳爵,大多失去晉升高級貴胄的機會,又由於明代後期帝陵數量不斷增加,勳臣便全面取代其他貴戚主持陵祭,而這一變化凸這了勳貴在國家禮制中的特殊作用。勳貴有山河帶礪之尊,但並非皆屬皇室至親,朝廷委派他們祭祀帝后陵寢,雖然保證了陵祭作爲國家典禮的規格,卻在客觀上弱化了皇家祭典的私禮屬性,據此可知明代政治體制對國家祭祀制度的影響。

迄今为止最耐看的电视剧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竟出现了全国数十家电视台竞相争映,收视率达到45％的高额,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轰动,火爆情况。 这部电视剧中出现的仅是历史人物,但不是历史剧。从清史记载来看,刘墉与和珅都是乾隆的朝臣。刘墉是乾隆的勋臣刘统勋的长子,进士出身。在乾隆朝中做过内阁大学士,侍郎、尚书等高官,长期在翰林院任编修。

李言恭的思想世界与其多元社会关系

作为明代好文勋臣的代表,李言恭的思想世界具有多元性特点,包括厌仕思想、崇信佛道思想和尚武任侠思想。这既与其自身境遇和家族历史有关,也与其多元社会关系有关。作为勋臣的李言恭掌握了较多社会资源,成为多重社会关系的联结者,这对其思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试论李时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李时亮,字端夫,博白人,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榜眼及第,后官至右检校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封"开国伯",赐"金绯鱼袋",是北宋中后期政坛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关于李时亮的专题研究几乎空白,至使其卓越的历史贡献与淡漠的历史地位形成巨大的反差。本文从功勋卓著的政治家、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爱民如子的大宋勋臣、光耀千秋的文人典范等方面论述了李时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