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炯“勸進三表”與“文人之偉者”的成立

侯景之亂後期,沈炯代梁軍主帥王僧辯撰製了勸進湘東王蕭繹(後來的梁元帝)的“勸進三表”。《陳書》“史臣曰”予沈炯以“文人之偉者”的評價,正與“三表”的寫作直接相關。通過考察沈炯任職“書記”的作爲,分析“三表”關於傷亂、頌聖、權宜定都的書寫,並結合梁陳時代“文人”“文學”的實際,可知“文人之偉者”具有以下兩方面的内涵:第一,沈炯發揮了文人“成務”的才幹,以撰製勸進表、盟文等戰時文書的方式介入政治、參與時代,其文章承担了經緯軍國大事之用。第二,致用之文本身辭情俱佳,“三表”運用典麗的形制和豐富的故實,痛陳變亂對蕭梁的刺激,渲染蕭繹的事功而諱言其不堪,並不失時機地提出建都之議,是梁陳時代“申紓性靈”以外的另一種富有生命力、感召力的文學。沈炯的個案背後彰顯了文人之“學”與“用”及其文學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