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初始涵义和实践困境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初始涵义,在于自我限定,避免强人所难,从而达到心灵上的宁静。证之以庄子对“推己及人”及“仁义”的批判和对“至仁无亲”的描述,更说明孔子追求的是“心安”,而不是利益的交换。据此可知,康德、叔本华、尼采和俞吾金等人站在近代个体意识高涨、人己对立的契约原则上批判这个命题,忽略了孔子重视“心安”、轻视功利的初衷。但是,既然该命题将人己对立起来,必然导致人们从互惠的或契约的角度理解它,这就导致它的实践困境:首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在一个“自己当下所行”与“自己对他人的期望”之间的时间差,即我所做的,不会立即得到回报,甚至永远不会得到回报,于是一些人便不愿遵守;其次,这种功利的解析又必然与该命题所包含的感性成分发生冲突,使人们徘徊于理性与情感之间,使该命题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意涵、伦理困境与突围路径研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基于一定条件下人类共同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与价值表达,其伦理意涵主要表现为:儒家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佛家舍己为人的慈悲之心与西方文明语境下的“理性”模式。然而,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张力与交往压力,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认识遭遇发展困境,规范性与解释力日渐式微。结合话语情境与时代特征,将其置于现代人的生存语境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导,有助于重新焕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现代社会的道德力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成为道德金规则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确具有道德的合理性,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断定这个命题就是一个道德的金规则,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确定所谓的"欲"或"不欲"到底是否具有先天的正当性。从康德的论断和孔子的哲学原点可以看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其它法则的法则,它只是"仁"的一个子目而已。由于人我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公共善恶标准,人们在施其"欲"与"不欲"的时候必须确定"己"与"人"的伦理边界,这就导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原则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法学视角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提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已被世界公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金律。从法的视角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法理内涵,即尊重个体的平等观、符合人性的权利义务观和重视内省的自律观。在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文明断层线上发生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国际格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成为重构世界秩序的价值标准和规则渊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生命伦理学蕴涵

世界各大文明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基本原则，即金规则，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含义是有差别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内在包含着“己所欲，施于人”，只有建立在“同欲”和合理的“欲”的基础之上，金规则才能成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律解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体现了良法之美,而且蕴含了国际法原则。全面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含义,大力弘扬这条优良传统,对于构建和谐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论语》对构建当代人格权理论的意义——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考

"以人文本"的价值理念必然要体现在我国即将制订的民法典之中。人格权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民法典中体现人格权的重要性是当前民法界的热点问题。通过探究《论语》一书,会发现,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已经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孔子的"人文精神"在《论语》中得到彰显。民法中的人格理论通过"仁"得以表现,而孔子的"仁"又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之道"得到实践。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其实践的困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仁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含义入手，剖析其内在本质，揭示其基本伦理精神，并进一步探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提出了几点建议。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准则的历史局限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一直被当作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到肯定和继承。我国伦理学界过去仅从＂阶级本质＂和＂欺骗性质＂两方面分析它的历史局限性是不够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道德准则的历史局限性：从哲学角度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在个人道德行为准则上的一种表现；从社会学角度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不利于调整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从伦理学角度看，它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是相违背的。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评价过高，而应该更多地提倡＂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批评者的批评

在当今技术逻辑话语主导生活各领域的现代性场景下,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解也呈现出技术逻辑的思维范式,根据上述范式可以推演出该规则的五个可能的命题,以五个命题为基准点继续推演,招致的将是对该规则的现代性批评。据此,反证了运用单一技术逻辑推理的几何学思维范式不足以证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德判断的知识完备性和实践应用上的道德正确性。然后,追溯检验了儒家伦理传统和古希腊伦理传统当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初意义,进而,证明并揭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意蕴:它不是标准化的道德规范,而是启发我们"道德地思考"的伦理视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际交往中的价值重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意是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也不要施加给他人",它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但是,从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际交往中也存在一定片面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成功法则》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孔子的儒家文化已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但被运用于政治,而且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为美国500多位百万富翁的经商管理信条,这在《成功法则》中体现出来。

论习近平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

在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危机不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被视为全球伦理的黄金律令,显露出一定的缺陷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为理论资源,在交往观、发展观以及义利观方面进一步做出继承和发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合经典道理提高谈话教育的有效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所蕴含的道理特别适合幼儿的心理特点、易被孩子所接受,它与自律法、体验法和移情法的谈话策略相结合,可以启发帮助幼儿想象体验自身行为的结果,提高谈话的有效性,从而让幼儿约束自己的言行,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官德民风和文明建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官德民风和文明建设云松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明确把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列入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我们不妨把领导者的职业道德称作“官德”，而把由民众的社会公德等所促成的社会风气称作“民风”。显然，官...

己善与他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隐性逻辑——一种潜意识的道德评价双重标准的批判

在道德评价语境中,抽象的人性善恶的解释往往不能令人信服。如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原则的解释中就需要从道德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的关联着手予以深入分析--评价主体评价他人的行为,还是评价主体评价自己的行为。实际上,同样一种道德行为,之所以自己评价自己和自己评价他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根本源于评价主体潜意识里设定的一个人性前提的双重标准:己善与他恶,而且,这种标准在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中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限定条件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其中＂恕道＂思想在今天也被看作为人处世的金科玉律。＂恕道＂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直为人们所推崇。认为其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都有极高的教化价值,认为其是为人处世、构建和谐社会的准则。这一准则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成立的,它应该在共同的社会地位、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的精神追求下才有可能发挥应有的价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超越性价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集中体现了推己及人的超越性价值,包括精神对物质的超越、理想对现实的超越、恒久对当下的超越以及整体对局部的超越。它不仅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破解当前人类发展共同困境的理性思考,更是构建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通过寻求"你"和"我"之间的"我们",能够建立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构建中西方文化共通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代化语境下的新阐释,也为沟通文化隔阂、承担全人类的共同责任提供了新的方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质是积极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虽然道德自觉在当下有现实局限,但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超越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