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上海旧公职人员“包下来”政策初探——以失业治理为视角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在上海接收了25万余名旧政权遗留的公职人员。对于处理这些旧公职人员,曾出现过“裁与留”的两难。一方面如把他们全部遣散,将意味着新生上海又将增加一支数量庞大的“失业大军”,另一方面若将他们整体接管并给予工作和出路,定会给新生上海的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中国共产党人在综合考量各方因素后,最终抉择将旧公职人员“包下来”,堵住失业源头,避免社会的某种动荡。因此,“包下来”亦赋予了解放初期上海失业治理策新的内涵。

新中国建立初期“包下来”政策的落实与影响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为了尽快稳定政局和恢复经济,对原国民政府遗留的军政人员、社会失业人员、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等实施了包工作、包分配以及包吃住的"包下来"政策。该政策以服务国家建设为出发点;将救济与技能培训、安置相结合;以解决人们必需的衣食生活问题为基本标准。这一政策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历史遗留及当时的社会失业问题,同时也有效缓解了国家建设亟需用人的压力。该政策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政权和稳定秩序等方面效果显著,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意义。但是,由于涉及对象较多,范围广泛,该政策很快造成了机关和企业职工过剩、工作积极性下降、国家负担沉重等问题。这种"包下来"政策及其在劳动制度上形成的"能进不能出"的状况肇始了后来的"铁饭碗"弊端。

“胜利负担”:中共对旧政权公务人员处置政策的演变(1945-1952)

中共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之上建立新政权,势必涉及对旧政权公务人员的处置问题。旧政权公务人员数量庞大且具备管理能力,在中共还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干部力量,且缺乏城市执政经验的情况下,对旧政权公务人员的处置政策攸关接管成败与国际观瞻。在接管实践基础上,中共提出"包下来"政策,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和需要,强调"包下来"政策的不同内容。对于各单位不遵循"包下来"政策,中央归咎于地方干部的单纯财政观点和宗派主义做法。地方的行为亦是无奈之举,既因"包下来"政策与财政改善的要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还与意识形态、传统心理紧密相关。

20世纪50年代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制度的调整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在提高职工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产生了福利经费超支和浪费等问题。为更好地将改善福利与发展生产相结合,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探索并尝试了规范福利开支、鼓励职工自办福利等方式,不断推动职工福利从国家“包下来”转向国家、企业、职工合理分担的模式。在探索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的方针,指导国营企业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偏向,保证了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制度调整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