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演讲2000

在我身上，同时存在着不得不深入自我内部的倾向和试图向社会、向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这造就了我的文学。我在萨特身上学会了参与社会，不断重复着回到个人内心这个课题同向社会、向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相结合的原点后再重新起步的循环。这也是一个“包含差异的重复”。自《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与中心对抗的边缘“根据地”的模式，并借助米哈伊尔·巴赫金的荒诞现实主义理论，开始有意识地强化这种小说的方法。在探讨某个国家某个时代文学的丰富程度和广度、深度时。“Capability”和自由的概念是行之有效的标准。尽管在看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我依然从现、当代中国文学家们的步伐中看到了巨大连续性。《老井》和《红高粱》等恢弘的长篇显示出了中国小说家们的才气、方法和能量，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未来应该实现的“Capability”是丰富、广大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