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包咸注与郑玄注文本比较

传世的《论语》注解以曹魏时期何晏的《论语集解》为最早,何晏当时是集八家之注而成此书。其所开创的"集解"体例,在每一句经文下只选一家之注,摒弃剩余七家。《论语集解》行世的同时,其所集解的诸家论语注解陆续亡佚,因而后人无法判断何晏弃取的眼光与标准如何,尤其无法得知何晏对于包咸注与郑玄注的取舍考量。幸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先后发现郑玄《论语注》残卷,大致有半部《论语》的篇幅。依托郑玄《论语注》残卷,便可与何晏《论语集解》所选各家之注作文本比较研究。本文便是这种比较研究的一种预流,旨在进行《论语》包咸注与郑玄注的文本比较研究。通过细致的文本对比,笔者发现,何晏之所以取包咸注而未取郑玄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包咸注更好,或是因为见解大致相同,而包咸注在先,但也有郑玄注较胜而为何晏所不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