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背景下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比较、挑战与中国因应

RCEP的制定与实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了崭新的方案。在RCEP背景下,通过爬梳对比国际数字贸易规则不难发现,当前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还面临以跨境数据流动为代表的数据治理规则存在分歧、数字贸易税收政策制定和协调机制尚不成熟、数字贸易非歧视待遇与数据本地化规则参差不齐等现实挑战。作为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与积极推动者,中国应发挥大国担当,向国际数字贸易规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面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差序化趋势,未来中国应坚守RCEP提倡的包容合作理念,在国内层面利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优势,分层级推进与高标准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对接工作;在国际层面参加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国际谈判,并与其他参与方保持良好沟通,致力于寻求缩小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分歧的有效途径,推进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共识达成,助力全球数字贸易发展。

联盟之后——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新形式探讨

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安全合作形式,联盟在冷战后弊端增多,面临着存续困境。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致使联盟形成减少,主要原因在于联盟形成动力不足、联盟成本-收益失衡、联盟困境管理更加困难和单极霸权阴影的影响。既有联盟大多是冷战遗产,尤以美国主导的联盟居多。目前,联盟作为一种国际安全合作形式面临着矛盾增多、功能不足、行动僵化等问题。不过准联盟、国际联合阵线、议题联盟、伙伴关系这些类联盟虽具有联盟的部分功能,但却很难完全替代联盟。类联盟在安全合作上虽然更具灵活性,但其安全效力不如联盟。未来的国际安全合作形式应该更具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全威胁的指涉对象会趋向模糊化;二是安全合作与经济等其他领域合作会更加统合。包容性安全合作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可以在目前的国际安全合作形式上进行改良,联盟和伙伴关系可成为包容性安全合作的重要尝试。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警务合作:发展契机、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作为"一带一路"跨境次区域合作的安全保障,构建包容性警务合作机制具有必要性与现实紧迫性。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全球背景,从全球化4.0、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安全风险动态探讨警务合作的新机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警务合作的实践困境,通过坚持"包容性"警务合作理念、构建开放性的警务合作形式、设立交互联通的警务合作组织以及制定科学系统的警务合作规范,经由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引领推动机制、中观层面"互联互通"的承上启下机制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的实践反馈机制推动"一带一路"警务合作的构建。

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时期,国际体系积蓄了较大的向积极方向变革的力量,但也存在转为内向的可能。维护国际体系的开放,避免国际体系转向封闭,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少数致力于维护开放包容国际体系的国家之一。参与国际体系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以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观念基础,以协商谈判的和平合作方式把握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以及扩大有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共同利益形态,都有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维持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论税收文明的国际化——以包容性国际税收合作框架的构建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驱动了税收文明的国际化。包容性国际税收合作框架的构建,则是税收文明国际化的基本要求。在包容性国际税收合作领域,呈现出了四大进展:一是以BEPS为代表的包容性国际税收合作框架构建行动的开展;二是国际税收善治原则的确立;三是国家税务能力构建成为国家能力的标志之一;四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收入动员重要性的凸显以及国际税收援助行动的兴起。中国应坚持国际税收善治原则,积极参与包容性国际税收治理框架的构建,拟定参与税收文明国际化的中短期战略架构。

以实正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

基础设施合作是中国与中东国家整体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在实践中呈现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合作环境日益优化、项目类别日益丰富、合作主体日益多元、融资渠道日益拓宽等特点。中国企业秉持正确义利观,实行市场化运作。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彰显包容型、互利型、发展型之特色,与排他型、逐利型、政治型的西方同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合作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就合作特色而言,中国的基础设施合作重“硬件”,而西方国家基础设施合作重“软件”,双方在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具有一定互补性。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面临政治、安全、法律和舆情等多重风险,需要从加强风险管控、提升话语影响力、促进双向互动、探索三方合作空间等4个维度加以应对,推动传统基建存量与“新基建”增量共同发展,造福中东地区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