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统摄——兼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运动

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孕育并生成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赋予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中国话语“走出去”的历史使命。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表现出对“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尊崇和弘扬;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要素建设路向的规范,以及新发展理念和“两山”理论对符合时空双维时代潮流发展取向的理论预设,凸显“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预设和规范作用。由此,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话语“走出去”的过程中,将形成相互砥砺、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辩证运动。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其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莫兰指数和收敛性检验模型探究其区域差异、空间相关和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态势明显,八大综合经济区呈鲜明梯度结构特征;区域间净差异是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八大综合经济区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自2016年空间集聚状态稳定,并形成东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高—高”集聚,东北、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低—低”集聚的分布格局;除长江中游和西南经济区外,全国以及其余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相比,考虑外部因素的条件β收敛检验中全国整体及各经济区的收敛状态未改变,但收敛速度有普遍提升,不同经济区的收敛特征和其对外部环境因素敏感度有显著差异。因此,应立足区域协同顶层设计,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缩小区域差异,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理论阐释及系统耦合协调性研究

包容性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性概念,其内部子系统间是否耦合协调发展直接影响着包容性绿色发展进程。在阐释包容性绿色发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测度分析2001—2020年全国、八大经济区和30个省域的包容性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性,并实证检验关键因素对包容性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性的影响,从而有利于观察和把握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为促进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提供思路启发。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强调包容、绿色与发展三者的协调并举和不可偏废,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等级从“十五”规划时期的濒临失调衰退型上升至“十三五”规划时期的初级协调发展型,区域和省域包容性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性为上升趋势,专利授权量、人力资本和城镇化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性具有正向影响,而研发投入强度、政府干预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以“包容性绿色发展”引领中国话语海外传播

新时代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把包容性绿色发展推到人类走向共同体的“命运性选择”的高度,为世界包容性绿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为引领促进中国话语的海外传播,是响应习近平“讲清楚中国”的号召所做的“走出去”的工作。“包容性绿色发展”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巨大融通性,赋予其超越西方标识性对抗话语的时代话语使命,突显引领中国话语“走出去”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路径转向研究

基于旅游开发——贫困减缓——平等参与——生态保护四维关系,分析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禀赋特征和发展特点,认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边疆贫困、民族贫困、生态脆弱区贫困的三重约束,从地理位置看处于偏离发展中心的边缘区,从生态位看属于生态脆弱区和生态多样性保护区,从经济发展位看为贫困度较深的弱后欠发达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作为该区域减贫脱困的重要方式必须权衡这些关系和问题,并提出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精准旅游扶贫,推进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增权于贫困人口,保护生态环境。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的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减贫政策研究

基于增长—贫困—不平等—环境的发展"四角"关系,分析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发展特点,认为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在地理上,这些地区均处于所在省区的边缘地区,发展的地理条件不利,且多为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县域内地表结构复杂,增长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平衡,导致发展差距大,不平等问题突出。基于这些分析,提出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强调在减贫政策设计中特别注意机会均等化。

技术进步、能源贫困与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

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与资源环境问题,包容性绿色发展是破解公平与资源环境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基于中国30个省份(限于数据所得,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2004~2017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和能源贫困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促进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能源贫困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能源贫困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受地理区域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影响较小,但是技术进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作用效果要优于发达地区。同时,能源贫困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技术水平下能源贫困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与包容性绿色发展

在深入探讨双重环境规制与能源贫困影响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以2004—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双重环境规制、能源贫困和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现阶段其未能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包容性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现阶段其能够促进包容性绿色发展;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能源贫困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正式环境规制政策以及维持适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对打赢能源减贫攻坚战,促进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包容性绿色发展视角的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研究

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地区将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的实现方式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实现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城镇化效率的提升,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供给,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城镇化的可持续性,走包容性绿色城镇化(Inclusive Green Urbanization)之路。

论“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的生成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提出,是由它们在"十三五"时期乃至整个新常态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其前瞻性所决定的。以"包容性绿色发展"这一具体概念总括五大发展理念,符合概念演进的历史的、现实的和逻辑的要求:一方面五大基本理念最集中地承袭和反映出包容性发展理念最主要的几个方面内涵,同时也凸显出我们党直面我国资源环境刚性约束而对适应世界绿色发展潮流的殷殷期许。

论绿色发展与包容性发展的关系——也论“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的诞生

从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以绿色发展促进减贫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包容性发展与绿色发展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两大理念作为当下时代最显性的话语,促使"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概念呼之欲出。

环境规制对浙江省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影响

包容性绿色发展将绿色建设与包容性增长相互融合,是协调社会、经济以及自然三大系统平衡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国建设进程中的必然方向。政府方面的统筹规划与社会方面的全民参与的双向环境规制,是突破能源壁垒、实现绿色包容性的不竭动力。本文针对浙江省环境规制对这一课题的影响进行讨论。

包容性绿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共赢之路

经济共赢的内在逻辑,生发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人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之中,蕴含于公平与效率这对人类经济活动基本要素科学而辩证的关系之中,彰显于促进全球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联动发展实践之中,体现出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共赢的逻辑内在要求以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引,坚持共同发展,反对你输我赢;兼顾公平效率,摒弃强者通吃;坚持互联互通,摒弃画地为牢。对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悖逆经济共赢的政策和行为的批判,同样是倡导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以山东省为例

通过构建包容性绿色发展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和地理探测器对2006—2019年山东省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和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2006—2019年山东省包容性绿色发展指数呈波动上升态势,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类型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地市间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山东省包容性绿色发展呈由低水平集聚向高水平双核结构演变的格局特征,形成以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为核心的高水平集聚区,呈现出胶东经济圈>省会经济圈>鲁南经济圈的空间特征;科技创新水平、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行政能力、对外开放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驱动作用,其中科技创新水平起主导驱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协同效应及差异收敛性研究

本文基于2001~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绿色生产消费、生态环境保护四个维度建立评价体系,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效率水平、内在协同效应及差异收敛性进行测度评价。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及11个省(市)包容性绿色发展效率稳步上升,三大地区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凹型”分布格局;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协同效应逐步增强,三大地区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阶梯式分布,但地区间协同效应水平和协同阶段差距不断扩大,上海、江苏等部分省(市)排名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包容性绿色发展协同效应的总体差异无规律波动,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先后成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协同效应存在σ发散、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

论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中国贡献——兼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

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倚仗厚重的中国理论和实践逻辑的贡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五大新发展理念是其直接理论倚仗,包容性和绿色化发展的中国脚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其提供了实践依托和时代契机。包容性绿色发展将以其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时代彰显,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主线与时代标杆,成为世界进入"后西方"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和世界整体发展上所走出的"人类发展的下一步",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所贡献的最具时代价值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人们将见证和收获世界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清晰轨迹和美好前景。

包容性绿色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着力点

包容性发展是基于当下人类社会时空双维的实然发展境况、集五大新发展理念与一体、以谋求人类社会全要素彼此交融、综合实现和多主体建设为目的的发展模式、理念和路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包容性绿色发展为基本着眼点。兜住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底线,才能呈现其决定人类社会前途和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就当下人类社会时空双维的实然发展境况而言,以包容性绿色发展促进经济共赢、政治自主、文化互融、社会安全和生态共建,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着力点。

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时空异质特征及影响因素识别

包容性绿色发展倡导包容性与绿色化共存,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协同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4—2017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定基极差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计量手段,对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异质特征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测度与识别。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其空间格局表现为从长江下游地区到长江上游地区逐级递减的阶梯性差异,同时还具有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集聚地的"多中心"发展格局;2)与均值回归估计结果不同,面板分位数模型进一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中等水平城市影响较大,人口分布情况、科研投入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发展较低或较高水平城市影响程度更强,而产业结构仅对包容性绿色发展低水平城市有显著影响。以上研究结论,可为促进不同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证参考和政策建议。

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基因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具有鲜明的人与自然的辩证一体性关系的理论主旨;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展开,可以表述为异化劳动—物质变换的断裂—资本逻辑的扩张—资本扩张悖论—制度变革五方面依次铺展的逻辑进路。不论是人与自然的辩证一体性关系,还是通向制度变革的五方面逻辑进路,都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因,体现鲜明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绿色化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包容性的发展取向。彰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双维进路的包容性绿色发展,必然要走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所昭示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制度变革道路上。

生态共建逻辑与包容性绿色发展

生态共建的逻辑,生发于“同一个地球”所昭示的“命运相连,休戚与共”的主体关系之中,蕴含于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中,彰显于联合国的系列倡议及砥砺践行之中,体现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的要求。生态共建的逻辑内在地要求以包容性绿色发展促进生态共建,倡导责任担当,反对推诿塞责;倡导天人合一,遏制资本逻辑;力推发展议程,反对消极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