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的政治:卢卡奇与朗西埃论《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的名著《包法利夫人》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过渡,其写作上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于频繁的描写,这甚至影响到了叙述的进程。卢卡奇对于福楼拜及自然主义作家对描写的倚重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行动诗学”,且有损作品的有机性;在政治上,描写的泛滥则体现了资产阶级对于现实斗争的旁观和冷漠,对于前途的悲观。朗西埃从当代激进政治的视野出发,却对《包法利夫人》中的描写颇为赞赏,认为它体现了一种等量齐观的美学民主,是对亚里士多德暗含等级制的摹仿/再现美学的反叛,是对现有感性分配秩序的扰乱,从而导向一种新的差异政治。同样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朗西埃与卢卡奇的观点却针锋相对。通过对比,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二者的思想和福楼拜的创作。二者思想隐含的不同“摹仿观”,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西方美学和文学。

《包法利夫人》的符号学解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包法利夫人》里“想象+悲剧”与“现实+无谓”表征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它属于爱玛,也属于福楼拜。在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视域下,这样的矛盾具有深层意味,即“想象”“反想象”“非想象”“非反想象”之间构成一种对立又对话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爱玛形象的双轴关系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其悲剧性。而小说里类似症候表现的疑团,与作家创作中的无意识趋向紧紧相连。

论《包法利夫人》中钟声与爱玛的关系

听觉叙事,指叙事作品中与听觉感知相关的表达与书写。《包法利夫人》许渊冲译本中,“钟声”,及“钟敲”“钟响”等词出现近三十次,几乎全部的钟声均为女主人公爱玛所感知到的。钟声的频繁出现绝不只是简单的机械设置。本文试探究频繁设置的“钟声”与爱玛的关联,从钟声的功能、特质出发,分析其与爱玛的行为选择,发掘行为选择对情节发展的直接影响;结合钟声巧妙的设置节点,探寻钟声对爱玛内心世界和生命追求的反映与象征。把握好钟声出现的意义可以对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有更具象的深刻理解。

《包法利夫人》中男性爱情观的研究

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塑造了查理 ? 包法利、罗道尔夫以及莱昂等男性人物,他们对爱情的看法与态度是造成女主人公爱玛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其爱情观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包法利夫人》中的男性爱情观主要分为牺牲奉献、肉体欢愉、浪漫而自私这三大类,同时,小说中的男性爱情观是在父权文化体制和庸俗社会现实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查理 ? 包法利、罗道尔夫以及莱昂三人的爱情观不仅深化了小说的内涵,还是造成爱玛悲剧命运的主要推手,因此对《包法利夫人》中男性的爱情观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爱玛与包法利夫人之间——一个福楼拜笔下的女人

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福楼拜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有两个称名,一曰爱玛,一曰包法利夫人。在西方,女人出嫁后随夫改姓是几千年来的旧俗,爱玛也不例外,当她嫁给包法利医生后,人们就习惯地称她为“包法利夫人”了,这一切自然而然,本来犯不着大惊小怪的,正因为如此。

镜子与影子——略论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的代表作。小说中的人物既具典型性又有普遍性。从福楼拜描写的各种人物身上 ,人们可以见到自己的影子。福楼拜的笔就像一把解剖刀 ,把小说女主人公艾玛人性中的全部弱点剖得纤毫毕露。艾玛让人联想到当今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

译作经典的生成：以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为例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对人物视角下外部客观世界以及人物内心世界两方面的刻画是极其成功的,尽显其"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小说原作中的上述特点在李健吾的译作中得到近乎完美的再现。本文以李健吾的翻译观、艺术观为阐释依据,结合他对福氏艺术理念的不俗把握,通过对《包法利夫人》不同汉译本的比较,试图展示李健吾译本对原作两大特色的成功诠释,探讨其译作的经典之处,进而指出译者与作者艺术理念与审美追求的契合在翻译文学经典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

本文讨论了《包法利夫人》的叙事策略及其隐含的意义。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第一个语词“我们”的分析,本文指出,“我们”既指代小说中的叙述者,又指代小说的读者。它带来了文本特殊的叙事效果,即叙述主体始终是隐匿的,可感而不可见;而接受主体读者最终也处于困惑之中,难以把握文本的意义。本文认为,这样的叙述策略表现了福楼拜面对生存虚无的一种选择:游戏。这是作家超越现实、诗化现实的方式。

不同时空中灵魂的悲剧——《阿毛姑娘》与《包法利夫人》比较

丁玲的《阿毛姑娘》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揭示出不同的时空中 ,社会转型期间 ,受到现代都市文明吸引、觉醒的乡村女性对于幸福的苦苦追寻 ,和这一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窒息的独特的生命形态。两位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 ,鉴照出两位女性主人公所生存的典型环境、性格深层的差异。一个是对“自我的他者”的审视 ,一个却恪守无动于衷的原则 ,追求着“神圣的客观性”。

包法利夫人的生存“越境”与现代人的自我救赎

《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的典范之作,它体现了作者＂客观无动于衷＂的创作原则,被誉为＂新的艺术法典＂。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爱玛这样一个沉迷于浪漫主义的忧郁,以想象、激情来对抗日常生活中的平庸和空虚,最终成为一个肉体堕落而精神依然执著于生活幻梦的女性形象。对爱玛这一悲剧性的人物的评价历来莫衷一是。现代批评界有观点认为,爱玛就是一个十足的淫妇;但传统批评普遍认为,爱玛这一悲剧是社会悲剧。本文则倾向于她是个人的悲剧,应该从爱玛的生存＂越境＂来探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自我救赎的问题。

从叙事人称解读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命运

《包法利夫人》描述了女主人公一生为了追求虚无的浪漫爱情生活,最后因债务缠身,无力解脱而服毒自尽的过程。通过作者使用的叙事人称手段来探讨主人公悲剧命运,对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伟大著作具有积极作用。

我读《妻妾成群》——在苏童与《包法利夫人》译者对话中品味小说

苏童写过《妻妾成群》创作谈。①王德威、王干、朱伟、张清华和张学昕等家也有评论文章。②众多评家从批评角度解读苏童，我以为从作者角度理解作品仍有点意思。2002年，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译者周小珊与苏童的对话《一部关于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在《译林》发表，彼时《妻妾成群》已问世13年，③对话与苏童作品表面没有交集，两部小说的内面却有共鸣的张力。

爱玛的悲剧命运溯源——试析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

世界文学经典《包法利夫人》是19世纪法国文坛巨匠福楼拜的代表作,它描绘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爱玛的情感生活和悲剧命运,文笔简洁细腻,具有浓郁的写实色彩。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女主人公爱玛的婚姻悲剧进行综合分析,对其悲剧根源的探讨表明,一切女性内心都有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百年中国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译介和接受

福楼拜及其名著《包法利夫人》传入中国已有百年历史。五四时期是译介《包法利夫人》的开始阶段,主要是介绍福楼拜及这部作品的主要风格,中国人对该作的接受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20世纪30—40年代是译介《包法利夫人》的成熟阶段,出现了三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一部专门的研究著作,中国读者对该作的接受主要基于文学和社会批评的立场;新时期以来是译介《包法利夫人》的鼎盛阶段,先后出现了40多种译本和众多的研究文章,对该作的接受既有文学性又有社会性立场。百年中国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译介和接受证明,经典作品的生命力是超越国界和文化限制的。

从怨偶悲剧透视交际智慧——以《包法利夫人》教学为例

福楼拜作品《包法利夫人》是外国文学教学中的经典篇目,小说男女主人公查理和爱玛可谓一对怨偶,他们的结合以悲剧收场。究其婚姻问题的原因,爱玛固然难逃其咎,查理亦非完美无缺。他们一个醉心于虚妄的幻想,一个满足于平常的生活,终于渐行渐远,酿成悲剧。当爱玛遇上查理,因彼此大异其趣而似乎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然而,假设爱玛与查理能够多为对方着想,在差距中积极寻求彼此靠拢的途径,那么两人渐行渐近、乃至携手并进也还是有可能的。"相互塑造"与"自我完善"便不失为两种有效途径。由此,外国文学经典教学或可走出封闭的象牙塔,对现代人际交往提供有益的参照。

《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爱情悲剧

爱玛是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她短暂的一生是在不断追求理想爱情的过程中度过的。可她所追求的理想爱情一再破灭,最后在走投无路中死去。文章试图通过对爱玛与三个男人的爱情悲剧及悲剧原因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爱玛的爱情悲剧主要是由社会、环境以及她自身的因素造成的,希望能给人一点新的启示和思考。

从叙述模式和叙述语言看《包法利夫人》的客观性

为追求文本的客观化效果,福楼拜一改传统小说家所恪守的全聚焦叙述模式,而在《包法利夫人》中运用内聚焦和外聚焦相结合的叙述模式。语言上,大量而成功地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将叙述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巧妙交织,造成了隐蔽的叙事效果,为客观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语言基础。

从《包法利夫人》看李劼人的文学接受观

《包法利夫人》作为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文学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于1925年传入中国,它的第一位译者是当时的留法青年学者李劼人、后来的川籍乡土作家、大河小说家。李劼人为国人了解福楼拜的写作特点及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风格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久以来他对这部法国名著的接受特点及其自身文学创作风格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旨在通过对李劼人的代表作《死水微澜》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进行简要分析与比较,找到李劼人的文学接受特点。

理想转嫁与现实超越——包法利夫人形象分析

“爱玛”和“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女人的两个称谓,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个性、激情与贤妻良母。这两个角色都由她一人扮演。在她内心及外在表现上都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但也正是这种冲突表现出了她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即“二重组合型”性格。她有着女性的一切特质,她追寻着理想的爱情和生活,正属于女性主义中“女性理想”范畴。为此,她只能采用第三种理想实现方式:理想转嫁。不满现实生活的平淡和无爱情的婚姻,她试图超越现实去寻找理想的生活和爱情,对于一个有激情和活力的女性而言,有其内在合理性。

戴着镣铐跳舞——论《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爱情追求

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爱玛由于自幼受到修道院的教育和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 ,对爱情、婚姻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定势。她以这一思维定势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理想的爱情 ,如同给自己的人生追求戴上了一副镣铐 ,并最终导致了毁灭。爱玛的悲剧对那些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女性以及追逐名利、贪求欲望的世人 ,无疑起到了深刻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