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达与匈奴汉国政治

陈元达作为匈奴后部人,历任黄门郎、廷尉、左司隶校尉、御史大夫、仪同三司等重要职务。在匈奴汉国政治秩序极为混乱时,为政治风气的净化、政治改革的推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根据他任职之事,找出他的政治角色,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当时匈奴汉国的政治。

汉人王弥与匈奴汉国的地方统治

公元307年,王弥反晋起义失败后,决心依附匈奴汉国。他和刘渊“深有分契”,尽量利用汉国的名义,其势力逐渐达到“东王青州”的程度。他成为匈奴汉国地方武装势力后,始终以半独立的状态存在。将以王弥为例,寻找汉国地方武装势力的生存过程,并分析其地方统治模式是一件颇为有意义的工作。

两晋之际匈奴汉国在黄淮地区的活动及失败--以石勒的雄踞江汉及葛陂之役为中心

公元310年10月,汉国将领石勒在冀州战败,退入豫州.此时,汉国经略兖豫地区的将领为王弥,石勒被其所迫前往南阳收服雍州流民.南阳战败,石勒退入江汉平原,试图“雄踞江汉”.在江汉,石勒军团遭遇疾病、饥饿和流民的不断骚扰,减员严重,不得不回到许昌继续与王弥合作.追歼司马越余部、降服苟晞军团等战绩,实际上是王弥策划下由石勒来实施的.西晋主力被灭后,王弥策划吞并石勒,不料消息走漏被石勒反杀.黄淮地区的原有军政组织只剩下石勒军团,但其并未因之成为该地区的霸主,反而退守淮南,陷入困境.流民团体在洛阳沦陷后,被荀藩等原西晋高官所整合,成为黄淮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因此,石勒退出了江淮、黄淮地区,回归河北.公元312年6月,汉国的军政势力基本撤出了黄淮地区.

匈奴汉国汉化问题辨析

基于匈奴汉国政权人物之婚姻观念、文化性格以及匈奴汉与治下之汉人关系三方面进行考辨,屠各刘渊家族无疑拥有高度的华夏化素养,匈奴汉政权的其他匈奴人物则同样与刘氏家族在汉化程度与文化性格上保持相近。故此,汉国政权的崛起实际上与刘渊及其屠各部整合了五部匈奴中汉化程度最深之人群存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刘渊建号称汉政治话语的提出,又进一步开放了政权的文化包容边界,使它在与汉人的互动中获得了不可忽视的族群认同。西晋末年的汉族士人或以理念相近、或以仕进受阻、或以避乱投附等原因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汉国的政治运行中来,从而使匈奴国家在与其他诸"僭伪"政权的比较中展现出了显著的成功。

匈奴汉国的中央官制特点

本文认为,匈奴汉国中央官制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中央官职以三公为核心,三公不仅职高权重,而且参与国政。二是录尚书事在三公制转变为三省制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角色,并在录尚书事的发展过程中,诸公与三省诸官并存,三省诸官的作用逐渐增加。三是被称为"非寻常人臣之职"的相国在中央官制的运转上独树一帜,它以"赠官"创置,但不久即成为职官之首。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并州西部的拓跋南界

陉岭是拓跋部在并州地区的东段边界。但宁武关以西由陉岭向西北管涔山延伸至黄河的今明长城遗址一线,却并不宜作为其西段边界。实则在三部分立时代,拓跋猗卢已进至该线以南的静乐、岚县山间盆地一带。此地北接代北塞外,西南连离石以南的吕梁山南段山区,东南通并州首府太原,遂成为晋末拓跋鲜卑、匈奴汉国、并州刘琨三方的交界地带。随着刘渊起兵建国经略并州,刘琨、拓跋结盟并与汉国对抗,三方对这一地带的控制也经历了盈缩消长,最终仍为拓跋实际控有。历后赵、前燕、西燕、后燕,这一地带始终是拓跋鲜卑在并州西部地区的南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