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贵族墓葬出土动物纹马饰研究

本文对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155件动物纹马饰进行了综合研究。对材质、纹饰、尺寸和组合的考察结果表明,匈奴贵族墓葬中此类马饰出土频率高、数量多、组合完整,显然是遵循某种固有的范式制造,并且在随葬活动中也遵循一定规则,与墓主身份级别存在明显关系。因此它们应当是专门为匈奴贵族制作,是身份地位的典型代表性器物之一。这些马饰中独角兽纹饰最为普遍,包括羊形和怪兽形两种类型,可能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与中原麒麟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讨论。

匈奴国家时期的丁零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族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匈奴的原始共产制经济和按照血缘编制的氏族部落组织,迅速瓦解。奴隶劳动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在生产上。以头曼为首的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奴隶与奴隶主两大阶级尖锐对立的新形势。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的国家过渡。前209年,头曼子冒顿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废除部落联盟选举制,自立为单于,建立了奴隶制的匈奴国家。此后他就以“斩首虏赐一卮酒。

霍去病与西汉抗击匈奴的战争

一一个历史人物的产生,与他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青年爱国英雄霍去病的出现也是这样,他正好在西汉对匈奴由屈辱退让的“和亲”政策转变为战略进攻的时候,登上了政治舞台。刘邦建立西汉以后,面临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经济;第二,解决诸侯王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统治的矛盾;第三,抵抗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破坏,巩固边防。前两件事办得很有成绩,而对付匈奴的侵扰却并不顺利。匈奴是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长期居住蒙古高原,过游牧生活,他们在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中,生产不断发展,战国后期,进入奴隶制阶段,建立起强有力的奴隶制国家政权。

略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

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各游牧民族，出于各种原因，一批又一批地从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自东向西迁徙移牧，远在张骞通西域前，已踏出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草原通道。各游牧民族又因其自身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充当了早期丝绸之路上贩运买卖的主角。他们都与丝绸之路发生着各种各样的非常密切的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完全控制或占有丝绸之路，成为经营西域及东西方贸易的主宰者。所以说，中华各民族对丝绸之路的开通、维护和发展，都各自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汉武帝抗御匈奴 行法治加强集权

公元前八十一年,汉景帝死。他十六岁的儿子刘彻继位,这就是汉武帝。在汉武帝统治的五十多年中,儒法斗争比汉朝初年更加深刻复杂,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七国之乱被平定后,诸侯王势力是大大地削弱了,但复辟割据势力的分裂活动并没有停止。大工商奴隶主是复辟割据势力的主要社会基础。北方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也威胁着汉中央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集权统一还是主张分裂割据。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匈奴奴隶主贵族不断向汉朝发动进攻,对西汉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坚决打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武装进攻,完成内地与西域的统一,成为西汉政府和广大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开始对匈奴全面用兵进行反击,元封二年(公元前108年)汉军降服了楼兰和姑师,揭开了汉朝统一西域的序幕。至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朝五路大军再次对匈奴全面用兵,历时半个多世纪。汉军获胜,匈奴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导致了内部矛盾加深。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因担心被单于所杀,遂率4万余众降汉。同年,汉朝在西域乌垒(今轮台县策大雅)建立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首任西域都护由郑吉担任。

一场反对匈奴侵略的正义战争——评汉武帝的法家精神

两千年前,盘踞在西汉北部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声称“愿游中国”(《汉书·匈奴传》),妄图实现其鲸吞汉朝、牧马中原的野心。西汉军民没有被气勢汹汹的匈奴侵略者所吓倒,他们英勇奋战,取得了反对匈奴侵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汉武帝刘彻是这场正义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坚决执行秦始皇以来的法家抗战路线,为巩固统一维护新兴封建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场空前规模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我国古代战争史的奇观,是法家爱国抗战路线的胜利。今天,用马列主义。

卖国主义的自供——批江青评汉武帝对匈奴作战的反动观点

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疯狂地打击别人,无耻地美化自己。“为了打这一仗”,她不但要讲“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而且大讲“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她特别举出汉武帝对匈奴作战滥发厥词,忙不迭地把她的御用工具“梁效”造这种舆论的黑文《读【盐铁论】》塞给人们,欺世盗名。

丝绸之路的出现和开通

丝绸,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伟大发明,它很早以前就输送到了西方。根据古代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著作,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时,西方已经把中国称作“赛里斯”。“赛里斯”是由希腊“赛尔”一词而来,“赛尔”是蚕丝的意思。“赛里斯”即是“丝国”。既然称中国为“赛里斯”,说明中国丝绸在当时已输入了西方,也就必然出现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此外。

赵充国治羌

赵充国(公元前137——52年)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他是西夺王朝身经百战的老将,以英勇善战著称。由于他在反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中战功赫赫,官拜后将军。他经历武、昭、宣三世,并受命与霍光同辅宣帝。赵充国善于治军,“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汉书·赵充国传》,下同)他能征惯战,而且颇通羌人之事。尤其在他主持处理羌人问题时,

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

乌孙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公元前2——1世纪兴起于我国的西北部。其事迹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及后《汉书·西域传》列有“乌孙国”专条。它原先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一个以狼为图腾①的部落。《史记·大宛列传》载它的早期事迹说: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生(而)弃于野,乌(鸦)衔肉飞其上,狼往乳之。”在难兜靡为首领时,因被邻近的(即与乌孙共同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的)月氏族进攻,难兜靡被杀,牧地被侵占,部落四散,人民逃往匈奴,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即昆莫)刚刚诞生,他的傅父布就翕侯(布就是名,翕侯是官号)抱他逃至匈奴。

试论西汉王朝与乌孙的和亲政策

和亲,是指各国各民族统治阶级的一种联姻.这种联姻,在春秋战国时代,“秦晋”、“齐鲁”、“赵魏”之间就曾有过.这是国与国之间的联姻.后来到了汉代,出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和亲的现象.但它同国与国之间的联姻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联姻关系,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指出的:对于剥削阶级的诸候、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西汉王朝与乌孙的和亲,正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和亲,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策略,是双方订立政治盟约的一种形式,是建筑在双方都有联合对方、共同抗击匈奴这一政治要求之上的,是为一定的政治利益服务的手段.这个政策尽管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制约,不管当时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是好是坏,结果都导致了汉族与乌孙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本文拟从西汉王朝实行和亲政策的原因、和亲政策的实现及实行和亲政策的重大历史意义这几个方面来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巾帼英雄赞》献疑

《晋阳学刊》创刊号(一九八○年七月)发表的刘先照同志的《巾帼英雄赞——且谈古代诗歌中的王昭君》,笔者有些不同看法,现不揣浅陋,说出来求正于刘先照及学术界诸同志。既是评论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就有必要先弄清楚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刘文在讲这段历史时,有些失实和不准确之处。如:(1)“从公元前133年‘绝和亲’到这次昭君和亲刚好是整整一百年,曾经燃烧过百年之久的战火熄灭了……”

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严厉打击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和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他为了对付这两个方面的敌人,曾经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得到预期的效果。大力加强交通道路的建设,使一旦有了军事行动,不致贻误戎机,就是各种措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建设的交通道路有驰道和直道。驰道是以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为中心,通向全国各个重要地区,尤其是六国的古都,这是为了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活动。当然,随着驰道的畅通,经济文化都相应地得到发展。直道和驰道不同,它只有一条,是由云阳县的甘泉山通到九原郡。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县北,距咸阳不远,九原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正在阴山山脉的南麓,南北遥遥相对,所以称为直道。直道的修筑则是为了打击、阻遏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向南侵扰。本文只就有关直道的问题加以论述。

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大论战——读《盐铁论》扎记

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在秦汉时期一直是很激烈的。它是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八十一年(即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皇位的第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不仅在倒退还是进步的问题上,而且在面对我国北方匈奴奴隶主贵族集团发动的掠夺性侵略战争上,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桑弘羊以勇敢的反潮流精神,继承和捍卫了法家的爱国主义路线,而贤良、文学这一批孔孟之徒则大放其投降有理、爱国有罪的厥词。今天,

桑弘羊与盐铁争议——兼论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和实践

桑弘羊(公元前一五二——八○年)是汉武帝时代杰出的法家和理财家。他十三岁就进入宫廷,在武帝身边当侍中,后来历任大农丞、搜粟都尉、大司农和御史大夫等职,深受武帝信任,主管中央财政工作约三十年之久。他倡议和执行许多财政经济改革,如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统一铸币、均输平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