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中的匈汉民族音乐文化关系呈现——陕西神木大保当墓主人乐舞百戏壁画研究

1996至1998年间,陕西神木县的大保当镇陆续发现了属于东汉时期的墓葬26座,其中14座墓中有画像石,墓葬封门石柱上镌刻着精美的乐舞百戏图像。文章认为:该墓葬群的墓主人系匈奴贵族,画像石所表现的是匈奴人汉化、生活惬意,匈、汉民族和睦相处的内容。这是音乐史研究中少有的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匈汉争夺中活跃在西域的三位汉家公主

《匈奴通史》说 :细君比昭君逊色 ,甚至说二人有天壤之别。细君时期汉通西域 ,路绝远、天大寒、粮饷不济、沿途不给 ,反屡遭攻劫遮击 ,是常人不愿去之地。解忧居乌孙 5 0余年 ,曾与亲匈奴势力发生流血斗争 ,6个孩子也大都为汉联西域作出贡献。冯女僚取信于城郭诸国 ,两分乌孙 ,立解忧长子为大昆弥 ,并镇抚解忧长孙星靡。三位公主为促进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亦做出显著贡献。史实证明 ,不但细君 。

试论两汉时期匈奴的农业生产

匈奴虽然是一个游牧民族 ,但是 ,到两汉时期 ,由于游牧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农耕民族经济的影响 ,匈奴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不仅使其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

匈奴与汉朝关系的民族学解读

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观点理论去认识匈奴与西汉王朝的关系,进而就会发现,中国古代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俗尚迥异,这是造成民族间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原因。在长城内外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成熟有序的经济交流互补机制尚末形成、道德价值取向和社会俗尚有较大差异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冲突和战争具有不可避免性,不以有识之士的意愿和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汉匈“和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近年来,在汉代民族和亲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汉匈和亲,并“不包含婚姻的意思”,汉对匈的馈赠是经济“赔偿”、“赔款”,汉嫁女与匈并约为兄弟是“政治赔偿”。本文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辨明了汉匈和亲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新观点”的谬误在于以现代国际间的和平条约简单地比附汉匈和亲。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还汉匈和亲以本来面目。

对西汉官员投降匈奴问题的初步考察

从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情况看,既有受皇帝猜忌和政治迫害而投降匈奴者,又有出使匈奴时主动投降者,也有出使匈奴遭到扣留而被迫投降者,还有兵败主动投降者或被迫投降者。尽管各类官员投降匈奴的具体原因和途径不尽相同,但都与汉匈军事实力的变化、汉朝恶劣的政治环境、匈奴单于的积极争取以及匈奴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对汉朝官员投降匈奴的问题,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宜对他们全盘否定,也不宜全盘肯定。应该一方面要明确指出他们的危害,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分析他们投降的背景,同时还要客观认识他们对匈奴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论夷夏观与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夷夏观起源于三代之际,是以文化作为区分"华"与"夷"标准的一种思想观念。夷夏观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至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理论体系。在汉王朝对匈奴发动的征服战争中,夷夏观对汉廷处理与匈奴的关系以及制定对匈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主导着战争的进程。汉武帝根据战争的态势及时制定和调整战略方针,用刚柔并济的手段不仅将夷夏观发挥的淋漓尽致,也对后世中央政权处理民族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汉匈利用质子在西域的争夺及其影响

质子,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政治抵押品,因其身份特殊,故对本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汉武帝击败匈奴后进兵西域,西域小国争先"纳质为臣"。但此时匈奴在西域还有势力,西域小国慑于匈奴淫威,亦纳质于匈奴,故此汉匈为加强对西域各国控制,围绕纳质和扶持质子展开激烈争夺。最终汉王朝利用强大的军事、外交、经济实力,并辅之以灵活多变的纳质策略,成功地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排挤出去,形成了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对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昭君出塞与汉匈社会民生之考察

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几百年来在战争与"和亲"过程中唯一的一位良家女以汉王朝名义参与和亲的事件。昭君出塞"和亲"既曲折表达了个体民生的愿望,更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改善。昭君出塞"和亲"表达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展现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满足了当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客观需求。

论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

匈奴是我国秦汉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秦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北击匈奴,争夺河套地区,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匈奴南下,结果耗尽了民力,造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公元前209年的大泽乡起义说明匈奴问题最终成为强秦短命的直接原因。西汉王朝的兴衰同样与匈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初国力所限,对匈奴推行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赢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机会,从而汉初和亲成为出现“文景之治”的外部原因。从汉武帝开始改和亲政策为战争政策,虽然击败匈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国力空虚,中原农耕经济再也无法承受空前巨大的军事开支,西汉由鼎盛趋向衰落,汉武帝几乎步秦始皇的后尘。

论汉匈关系中的三种“故事”

在汉匈关系史上,冒顿、呼韩邪、南单于比时期与汉朝构筑了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这些模式成为三种故事,为后世汉匈处理彼此关系所因循或借鉴。故事的产生与维系需要多种条件。当条件发生变化时,汉匈会要求更改当前故事而重新选择新的故事。此时,双方均会坚持或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故事。三种故事的存在使汉匈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对双方处理彼此关系起到了参考作用,同时也使得转型期汉匈关系的确立变得尤为艰难。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汉朝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述论

汉代对匈奴的分化与瓦解方略手段多样,总体上效果明显,其中和亲与互市在匈奴的分裂过程中作用极为重要,招降纳叛方略则随着时势变化不断调整,同时呈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简牍所见汉匈关系史料概述

研究汉匈关系史之材料有二:一是文字材料,二是文物材料;而文物材料又有二:一为出土之文物,二为出土之文献。研究匈奴史之出土文献即为简牍。简牍中有丰富的汉匈关系史资料,这些资料所载内容相当珍贵,如对这些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分析、考证,合理、合据地使用,将会解决汉匈关系史中很多难题,从而大大丰富匈奴的资料,并对匈奴史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政治效益观看西汉时期的汉匈关系

民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在我国封建社会，始于汉代的和亲政策就是其统治阶级利用婚姻处理和维持国家及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汉匈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民族关系上的具体体现。此后，和亲政策便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沿用，作为调节...

析汉武帝用兵匈奴的动因和后果

对于汉武帝用兵匈奴,史学界评说不一,但多肯定他的功绩。然则仔细考察,他发动的几场大规模战争给整个汉王朝乃至整个民族都带来了灾难。汉匈之间的矛盾并非到了用和平的方式无法调和的地步,而汉朝和匈奴双方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都与汉武帝及其王朝的强控意识紧密相关。而汉武帝以战争的需要为由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和改革,扫除了中央集权的障碍,加固了皇权,强控思想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走向强控现实。

汉匈关系与河西边塞诗

汉匈关系是汉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民族关系。汉匈三百多年和战交往历史,对汉代河西边塞诗歌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河西边塞诗歌多以汉匈边战为背景,以独特的视点,丰富深刻的内容,记叙了汉匈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实、历史和个体角度,重新探究汉匈关系视野下的河西边塞诗歌,对解读汉唐河西边塞诗意义重大。

西汉不同时期汉匈和亲的性质及昭君出塞的独特价值

汉匈和亲是西汉王朝外交事务中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初期、中期、后期、末期。不同时期的和亲之策因形势变化和执政者思想观念的不同而性质有别:西汉初期的汉匈和亲,带有较为鲜明的异族压迫性质;西汉中期,因汉匈双方执政者坚持错误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而终致和亲失败;西汉末期,王莽推行的和亲之策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汉匈关系逐步恶化,教训是深刻的;唯有西汉后期的昭君出塞,真正体现了民族平等外交的性质,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极富价值的重大外交成果。

论文景时期的汉匈关系

文景时期的汉匈关系是和睦相处为主流,武装冲突为支流。这种格局的出现,是由汉匈双方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并对双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