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夷夏观与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夷夏观起源于三代之际,是以文化作为区分"华"与"夷"标准的一种思想观念。夷夏观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至汉武帝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规范的理论体系。在汉王朝对匈奴发动的征服战争中,夷夏观对汉廷处理与匈奴的关系以及制定对匈政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主导着战争的进程。汉武帝根据战争的态势及时制定和调整战略方针,用刚柔并济的手段不仅将夷夏观发挥的淋漓尽致,也对后世中央政权处理民族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汉匈战争中认识真实的李广

在汉匈战争中,与同期的卫青、霍去病相比较,李广有勇无谋,屡为败军之将,与军功无缘,这是导致“李广难封”的根本原因。司马迁在李广传记的写作上对李广颇为褒扬,实为文笔多于史笔,这是缘于他对李广祖孙三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自身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

论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

匈奴是我国秦汉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秦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北击匈奴,争夺河套地区,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匈奴南下,结果耗尽了民力,造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公元前209年的大泽乡起义说明匈奴问题最终成为强秦短命的直接原因。西汉王朝的兴衰同样与匈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初国力所限,对匈奴推行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赢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机会,从而汉初和亲成为出现“文景之治”的外部原因。从汉武帝开始改和亲政策为战争政策,虽然击败匈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国力空虚,中原农耕经济再也无法承受空前巨大的军事开支,西汉由鼎盛趋向衰落,汉武帝几乎步秦始皇的后尘。

基于历史军事地理视角的河西与汉匈战争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关中、西域、内蒙、河湟四大区域之间,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战略区位价值较高,是汉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河西归汉后,汉朝采取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逐步提高和完善其防御能力,继而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伐和西征,始终掌握着对匈奴交战的主动权,为汉朝最终战胜匈奴起了重要作用。但河西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显呈现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变化特点,除地缘因素外,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论西汉与匈奴战争的性质

西汉与匈奴战争的性质问题,一直聚讼纷纭。从史学界讨论情况来看,对景帝以前战争性质的认识大体一致,即汉朝进行的是自卫性的正义战争,而匈奴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关于武帝与匈奴的战争,则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反侵略”性的正义战争。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值得商榷。

西汉初年汉匈战争相关史事时间考释

《史记》《汉书》关于西汉初年汉匈战争的几个时间节点的记载相互矛盾,这与汉武帝时期改用太初历造成记述日期换算出现差错以及文本内容撰写、流传的复杂性有关。经考证本文认为,汉高祖七年十一月前后,刘邦率领的汉朝军队为匈奴冒顿单于败于白登之围。该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间,西汉王朝开始实践第一次和亲活动。然和亲并未真正缓解汉匈局势,匈奴随之攻击代王刘仲,刘仲出逃,并于高祖八年九月废为合阳侯。高祖十年八九月之间陈豨谋反,与匈奴一同侵扰西汉王朝的北部边境,为了稳定局势,汉朝与匈奴进行了第二次和亲活动。

匈奴与汉朝关系的民族学解读

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的观点理论去认识匈奴与西汉王朝的关系,进而就会发现,中国古代长城内外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由于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观念俗尚迥异,这是造成民族间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原因。在长城内外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成熟有序的经济交流互补机制尚末形成、道德价值取向和社会俗尚有较大差异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冲突和战争具有不可避免性,不以有识之士的意愿和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

如何评价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

汉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是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天津社会科学》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刊发了王连升同志的《关于汉武帝评价的两个问题》一文,对汉武帝打匈奴及其推行的工商政策进行了“重新研究”,提出了新观点。王文认为汉匈战争是汉武帝时崇武派占了上风挑起的.汉武帝是战争的肇事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谨提出不同意见与王文商榷。

论西汉中期的汉匈战争对汉匈民族融合的影响

列宁曾指出:“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民族间的这种暴力是不可能消除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暴力就会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内容,对民族关系发生不同的影响。西汉中期的汉匈战争(汉武帝——汉宣帝时期)作为一种暴力,在历史上对汉匈民族关系的影响,就是以后所发生的汉匈战争的影响所不能等同的。这种影响从历史发展阶段的整体上看,是积极的,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下面就从诸方面探讨这种影响。

汉匈战争中匈奴的后勤保障

匈奴之所以能够在长达400年的汉匈战争中与强大的汉朝军队势均力敌,就是因为匈奴的后勤保证体系是相当完善且成熟的。一方面,匈奴通过内部与外部多元的粮食来源保障了军队的粮草供应;另一方面,匈奴生活的地区内充足的自然资源为匈奴的武器供给提供了保障。此外,匈奴人独有的驯马方式与先进的马具使得马匹成为匈奴人在战场上的制胜法宝。匈奴的后勤保障体系支撑着匈奴在对汉作战时能够保持较大优势。

从《孙子》看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战略得失

紧密结合相关史料与孙子战略思想的相关内容,深入分析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战略得失:在战争初期,由于践行了《孙子》的战略主动权思想,彻底扭转了对匈战争的被动局面;战争中期,由于创新应用《孙子》迂回奔袭战略思想,取得了对匈战争的重大胜利;战争后期,由于多方面违背了《孙子》的基本战略原则,导致对匈战争的连续失败。

西汉定襄郡的设置与汉匈战争

定襄郡是西汉时期的北部边郡之一。由于史书记载过于简略,史学界对其确切的建置时间等问题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其所处的河套一带是汉匈战争前期双方争夺的主要区域。汉朝为了抵抗匈奴入侵,先后设立包括定襄郡在内的很多郡县,以求稳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因此,只有将定襄郡的建置问题放在汉匈战争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才能有所突破。本文通过分析定襄郡设置的政治地理基础,揭示其如何通过与周边各边郡的结合,建成汉朝在北部边境的战略后方基地,进而在战争中帮助汉王朝在这一地区逐步取得优势,并最终击败匈奴。

汉匈战争的转折点

如果说西汉时代的中原国家与北方草原国家的战争需要有一个转折性的标志点,那么,公元前127年发生的河南战役可以说当之无愧此消彼长:西汉的骑兵革命西汉军队于马邑进行的速决战略彻底失败,但此事带来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

析汉武帝用兵匈奴的动因和后果

对于汉武帝用兵匈奴,史学界评说不一,但多肯定他的功绩。然则仔细考察,他发动的几场大规模战争给整个汉王朝乃至整个民族都带来了灾难。汉匈之间的矛盾并非到了用和平的方式无法调和的地步,而汉朝和匈奴双方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都与汉武帝及其王朝的强控意识紧密相关。而汉武帝以战争的需要为由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和改革,扫除了中央集权的障碍,加固了皇权,强控思想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走向强控现实。

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论汉代河西军事地位

汉匈战争三百年,河西地区是汉匈双方长期争夺对峙的重要战场,军事战略价值极为突出。本文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出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河西地区在两汉时期的军事地位进行研究,着力探讨"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这一策略在汉匈百年战争史上的军事价值和战略地位以及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河西的军事地位。

西汉初至武帝时期汉对匈奴政策转变及原因分析

西汉初年到武帝时期,汉朝与匈奴的关系随着双方国力和指导思想的变化经历了由和亲到战争的变化。汉初国力尚未恢复,需要休养生息,遂采取和亲政策,维持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武帝时期国力日益强盛,对匈奴政策随之发生变化,由继承汉初的和平共处到采取强硬手段发动汉匈战争,这也使得武帝时期成为汉匈关系间的一个重要节点。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政策及其变化的原因,皆与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发生的变化有关。

一场反对匈奴侵略的正义战争——评汉武帝的法家精神

两千年前,盘踞在西汉北部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声称“愿游中国”(《汉书·匈奴传》),妄图实现其鲸吞汉朝、牧马中原的野心。西汉军民没有被气勢汹汹的匈奴侵略者所吓倒,他们英勇奋战,取得了反对匈奴侵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汉武帝刘彻是这场正义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坚决执行秦始皇以来的法家抗战路线,为巩固统一维护新兴封建制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场空前规模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我国古代战争史的奇观,是法家爱国抗战路线的胜利。今天,用马列主义。

汉将霍去病出北地行军路线考──《汉书》“涉钧耆济居延”新解

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出北地、转战河西之役，是汉匈战史中的重要事件。关于此役的行军路线，前人误以为汉军是从北地郡治马岭出发，绕道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南下而至张掖的。实际上，霍去病出军路线是由今宁县北上到高平，即秦时所开朝那、萧关道，由此经今宁夏海原至甘肃靖远县，由索桥渡济黄河，至媪围（今景泰县），西抵武威。居延新简提供的材料可以完美地解释《汉书》“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之谜：居延为水名，即今武威市东南接纳黄羊河后的石羊河主河道；钧耆也为水名，即今山丹河下游。随着汉朝向西北的开拓，出现了地名迁移现象，居延地名由河西东部搬迁到走廊北端即其中的一例，这是造成后来对史料理解混乱的原因之一。

匈奴史事与北方森林植被

这篇文章根据历史记载 ,结合考古研究成果、岩画石刻以及孢子花粉分析结果等 ,大致勾勒出了先秦两汉时期匈奴驻牧地区———现今祖国北方的森林植被状况 ,供大家与现在相同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比较。本文的写作目的 ,就是要利用古今植被状况的巨大变化和强烈反差 ,来警示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冷漠和麻木 ,唤起国民保护草木植被的紧迫责任感和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