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尘即净的梦中之梦──论废名前期的禅化创作

废名前期创作努力排除世俗的龌龊而追求清静孤寂的楞伽禅境界，是“观心看净”禅观的生动投影，具体表现为功利意义的空缺，静寂意境的营造，直觉顿悟的闪露，语言的晦涩奇特等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

诗法禅化:超越之路——江西派诗学特征刍议

唐文学的标志性存在是诗,宋文学的标志性存在是词,宋诗则处于二者的夹缝之中艰难发展。如何超越唐诗?如何开启后宋时代的诗以期确立宋诗在诗史中的地位?江西派诗学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超越的意图与路途。本文试图从诗法与禅学两个维度对此以初步探究。

试论王维引儒入禅以禅化儒思想模式之形成及其效应

王维少年便有积极出世之心,又一生参就佛理,遭诸多打击后生出出世之念。后受南宗禅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亦彼亦此、非彼非此”的“引儒入禅、以禅化儒”之思想模式,并以这种模式来解决他入世与出世思想之矛盾,而这种模式真能让王维达到“何往而不适”之境界吗?王维既想有儒家的事功作为,又想“空”物“空”心,保持出世之超脱,这是根本无法办到的。理论上他能做到引儒入禅、以禅化儒,可实践上他却永远不能完全做到“何往而不适”。

诗化·禅化·故乡化——废名散文初探

废名,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以特立独行名世,所写小说、诗、散文和论著都有奇气,有人说他是诗人,有人说他是散文家,还有人说他是禅师。他的这几种气质在他的散文中都得到了体现,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其散文进行浅析。

论宋代诗人审美指向的禅学化

两宋时期,禅宗迅猛发展,禅学与儒、道之学合流,禅学融进了文人的生活圈。当时的诗人受到禅学的影响,其审美指向逐渐禅学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以俗为雅,将俗事、俗物与俗语引入诗中,且能把生活之“俗”转化成艺术之“雅”;二是以闲为乐,将山水之闲引入诗中,且能在山水之间悟出禅学真理;三是以淡为美,将“平淡”作为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平淡之美也逐渐成了整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宋代诗人审美指向的禅学化,使诗歌作品一改前朝风格,拥有了与众不同的面貌。

论宋代诗歌创作选材的禅学化

两宋时期,禅宗迅猛发展,文人以禅入诗的现象日益增多,从而出现了诗歌创作选材禅学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禅典入诗,即把禅学典故引入诗中,诗人或对禅典本身进行描述,或借助典故抒发个人情感。二是禅理入诗,即把禅学理论引入诗中,或以诗歌阐明自性佛性的本质,或以诗歌阐明修持觉悟的途径,又或以诗歌阐明觉悟与自性之间的关系。三是禅趣入诗,即借助诗歌表达禅趣,或表达自在随缘之禅趣,或表达观物明心之禅趣。禅典、禅理和禅趣的引入,不仅推进了禅学的传播,也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选材,扩展了诗歌的内容,同时也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可见,宋代诗歌创作选材的禅学化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古典诗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东林学派对心学狂禅的救弊及影响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风非外来影响,而是源自东林学派的流风余韵。心学至明末阳明后学而有狂禅空谈心性、游谈无根之弊,尤其是黄宗羲所指的泰州、龙溪两派,其中又以泰州为最。泰州学派倡导率性、自然,人人自许为圣人,对于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走向了极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使得这种观念风行天下,其极端者为李贽,他反对名教,喜好数术,甚至为盗贼、佞臣张目。此后受到了东林学风的扭转,东林学派强调下学上达,家国天下一体。东林学派通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以清议而影响国政、时事,有扭转风气之功。其代表顾宪成、高攀龙等兼采朱陆,对于阳明四句教进行修正,提出良知为天道,强调格物致知工夫,主张经世致用,与世为体,为明清之际经世学风转变之先河。

论加里·斯奈德的禅宗生态观

美国深层生态学桂冠诗人加里·斯奈德从禅宗中汲取了大量生态思想,禅宗不仅渗透到诗人的生态诗学中,而且也贯穿于其一生的生活实践。在禅宗的影响下,斯奈德建立了一种禅宗和深层生态学紧密结合的独特生态观。斯奈德并非全盘吸收禅宗,而是将其与美国的本土语境密切相连,形成了一种具有浓厚美国特色的禅宗。本文从习禅、写禅、化禅三方面来探讨禅宗对斯奈德的全方位影响。

王维的禅境与意境理论

对禅境的遮蔽是我国当代意境理论的重大缺憾,这集中反映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顾祖钊著的《艺术至境论》中。中国古代意境理论是比较重视禅境的,这从意境理论的两大源头《道德经》、《易经》即已显端倪。中国的意境理论在其潜匿期、孕育期、形成期、发展期、总结期五个阶段中,所呈现出的正是一个不断禅化的历史。至近代,王国维虽以西释中,对意境理论做了集大成式的总结和创造性的提升,但仍“独标境界”,仍未离开禅化之途。而从宗白华始,重心才有所偏转,其着眼于现代文化人格的建构,进而在中西会通的视野中,把意境进一步节奏化、生命化,以期弥合近现代以来精神与生命、动力与结构的矛盾。但其对中国艺术“空间意识”的阐解无疑仍是禅意化的。而今人顾祖钊的理论则明显地排斥了禅境谱系,构成了对中国意境理论的严重遮蔽。并且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的内容,在广为流布,故似有迫切加以矫正、补救之必要。王维的禅境是中国艺术意境的宝贵的文化基因、审美基质,其基本特征是:以自然为“身体”、为场域,以寂静为魂魄,以永恒本体的诉求为目标,以感发、顿悟、妙悟为方式,以“以无意为佳”的冲淡、淡远为境态,它理应成为中国意境的重要基质和类别,是中国意境理论现代诠解、重建的宝贵资源。

玄言、禅趣和佛理:汉诗英译中的表意焦虑

在中国诗歌史上,玄言诗、禅趣诗和佛理诗相互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在跨语翻译中表征为越界和错位,体现了译者的跨语表意焦虑。这些越界和错位可以从三类诗歌对应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语言策略中找到解说的依据。在本文中,唐朝诗人王维的诗歌英译被用来说明诗歌的三种翻译取向:玄化、禅化和佛化。由此,凭籍玄学、禅宗和佛学各自的语言策略可以对诗歌翻译者的跨语表意焦虑进行如下解释:之所以在诗歌跨语表述中出现越界和错位的现象是因为三种哲学中表意策略的相互置换造成的。

陆学与禅学之辨

陆学与禅学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朱、陆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及其后继者对陆学"全是禅学"的批评和陆学及其后继者对陆学是"圣学"的辩护,各自包含深刻的合理性。陆象山始终坚持尊义去利的义利之辨,并从儒佛二者的思维表达方式、公私义利、道之偏正和经世出世等方面去阐明自己旨在"扬儒抑佛"的儒佛观。陆象山对佛教、禅宗的批评,具有浓厚的辩证理性主义色彩,超出了同时代新儒家的思想水平,非二程、朱熹所能比拟。陆象山在思维方式、实践工夫等方面不自觉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陆学这种禅学化的新儒学,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一点往往被已有研究成果所忽视。

论《茶经》中的禅宗思想及其英译再现

《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代表之作,书中蕴含着浓厚的禅宗意味。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精髓,提倡"回归真我""净心自悟"。《茶经》全书贯穿着"茶禅一味"思想,主张通过品茶而悟得禅理。因此译者不仅要将原文的文本意思准确传达出来,更要将原文所含的文化意蕴及意境再现出来,因此可借鉴顾正阳先生提出的情感强化法、寂静禅意化、隐形连接显性化3个禅诗翻译主题,将《茶经》中的"茶禅一味"思想完美再现。

元明禅宗戏论略

由于在特定时代下剧作家与禅宗在思想层面上的契合,使得禅以戏的形式搬上舞台,给中国传统戏曲注入了新的机趣,同时禅也以戏为媒介得到传播。文章从浅层面上综述了元明戏曲中的禅宗戏,在透析了禅宗戏内蕴的哲理性和机趣性后,把视角更多关注在其映射出的普遍性的人文关怀上,这对于戏曲的创作和传承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情僧”·“情悟”·“情不情”——曹雪芹的情禅观论略

本文提出了曹雪芹的情禅思想,分析了情禅的本质特征、审美意向和认识论意义及其产生的文化契机和思想背景,并将它与王阳明的“阳明禅”加以比较。文章认为,曹雪芹以禅治情,将情禅意化,具体以贾宝玉的“情僧”形象和“情不情”境界展现出来。情禅是对情的本然形态的内觉体认,它作为内心自我调节机制可以满足个体生命对情感的形而上需要。情禅不但表现了对人类情感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本体思考,而且昭示了情感追求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超越性。

从苏轼、黄庭坚书法题跋看“尚意”的“禅化”因素

撷取苏轼与黄庭坚的“禅化”书法题跋,运用文学修辞的视角探讨北宋“尚意”书风的形成,分析“禅化”的修辞对宋“尚意”书风的影响,指出“禅化”的书法品评是在士大夫参禅学佛的风气中形成的,进而影响了书法品评的表述方式。同时,书法品评的“禅化”作为媒介作用于“崇王”与“尚意”书风之中,使二者相互消融,并催发更多的书学主张。

黄庭坚对传统诗歌意象的禅意化演进——以“月”、“松”、“竹”为例

黄庭坚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他对禅宗尤有兴趣,阅读了大量语录、偈颂、禅诗,与多位禅师有诗歌往来,对以诗说禅或以禅入诗的形式十分熟悉。黄庭坚的诗歌意象,与作者对主体精神的追求息息相通,他精心选择意象,以意炼象,他的意象既沿用了古典诗歌中的传统寓意,又在其内涵上有所开拓,添加了禅的超脱精神,富有佛禅意韵。

以禅明道:李道纯道教思想的禅化倾向

禅宗是佛教吸收包括道家思想在内的产物,而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道教的开展。如果说禅宗是佛教的中国化,道的禅化所形成的亦禅亦道的理论形态则是禅宗的进一步本土化。宋末元初道士李道纯通过以禅明道的方式,几近全盘借鉴禅家的言说与思维方式以彰显道教性命双修之理,在促进禅学与道教思想深度融通的同时,使唐宋之际兴起的道教内丹性命学在宋元之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困境与超越:论晚明士人的“色隐”思想

"色隐"是晚明出现的一种新型隐逸思想,其表征为徜徉声色之场,嗜之成癖;其实质在于"缘色以为好",在"真"与"情"所构建起的"桃源"中安顿身心,"忘忧"以"尽年"。晚明这些"色隐"者多为失意才士、豪士,一方面,他们沉溺声色,为端人庄士所訾;但另一方面,却能为子尽孝,为国尽忠,忠义大节比之端人庄士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融声色之乐、忠孝之心于一身,立身行事,充满历史的吊诡。晚明士人这种独特的"色隐"思想是阳明心学影响下产生的重情、"求乐"新人生理念与天下无道之现实相激荡的产物,同时也与万历以后心学禅化兴起的声色参禅之风有密切联系。究其实质,是晚明士人为超越人生困境而采取的一种自我"救赎"方式。

关于王羲之书法接受的思想衍说

从魏晋、唐、宋至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更迭,王羲之的文化形象在不断地转换和重塑。从魏晋玄意幽远的"新道学"形象、唐代儒家道统的楷模、宋代化道入禅的萧散形象到元代理化了的儒学代表,可以说,同一书家的文化形象在不同的时代,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阶段是被不断重构的。因此在对王羲之的书法接受进行思想衍说时,需要将其纳入到特定的历史原境中,进行客观的研究和追寻。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论述之初探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之《泰州学案》中有一段总括性评语,学术界引用频繁但不深究内中丰富的哲学史内涵。这段评语,点明了泰州学派的平民化、禅学化、异端化这三个特征,是既使阳明心学得以广泛流传,而又渐失其传的真实原因所在,也是泰州学派崛起于晚明的缘由。对《明儒学案》的研究不应再停留在粗线条的轮廓描述上,而应当深入到各个学案中去,这会有助于黄宗羲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