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经为史”:吕思勉经学观新论

吕思勉早年习染常州今文学风,思想中存留今文经学印记,然而经学仅是构成其学术体系的元素而非底色。吕思勉以历史学的眼光审视经书的价值,遵从求真治史的原则,抛却了今古和汉宋的家法和门户之见,重新分类、诠释儒家经典,化经书为史料,以为古史研究凭借;化经义为史意,讲求通经致用,信奉大同学说,向往世界大同,搭建了恢宏厚重的新史学体系。吕氏经学摆脱了传统经师的旧染而合乎现代史学真谛,也反映出近代学术转型中经学发展的新趋向。

化经为史——论郑樵《通志略》的生成

郑樵的学术由经学义理研究、经学知识研究、通史主张与实践三部分构成。郑樵对经学义理的研究,大抵循“考辨—传—略”的次序,考辨一部经书的核心问题在先,次则为此经作传,最后以《诸经略》总括诸经义旨,“略”的形式由此生成。在经学义理研究的牵引下,郑樵着力于对经学知识做专题研究,并撰成专门著述,此举具有“经学知识的解放”意义。在党禁、学禁加重的南宋绍兴年间,郑樵多次向官员、朝廷献书,希望获朝廷之命编修纪传体通史,在此过程中郑樵逐渐总结会通思想,并在向宋高宗奏对后,改造专门著述为《通志》之“略”,完成《通志》的撰述。《通志略》集郑樵毕生学术内容、形式及意义之大成,具有化经为史的意义。

从经学到史学——现代《尚书》学的开创与发展

《尚书》学由古而今,在学术和思想领域,经历了一个“化经为史”的“古今之变”,现代《尚书》学研究在这条路径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隐现着历史学与思想史研究两条道路的分歧。“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周予同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问题新探

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的讨论是周予同经学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反观有关今古文经学的文献记载,却发现周予同提出的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作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学者,周予同既受“化经为史”思潮的影响,致力于推动经学研究转化为经学史研究,同时又对晚清廖平、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划分今古文标准有所继承。传统经说与启蒙性经学史观间的矛盾,既塑造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框架,也是导致其划分今古文经学标准难以自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