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阈下行政复议前置的二元重构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应当在行政复议前置的制度运行过程中得到贯彻,主要体现为行政复议前置范围扩张的规范化和行政复议前置案件的定分止争。当前我国行政复议前置的相关法规范存在设定权限过度下放、部门主义倾向严重、内在体系紊乱等问题,因此应当限缩复议前置的设定权限,仅允许法律设定复议前置相关内容。具体而言,在程序法层面,由《行政复议法》设定行政复议前置的专业化解、程序便捷以及重大利益保留的实质性标准;在实体法层面,由其他单行法律作出复议前置情形的具体规定,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的限制作用,适时修订、废止部分现存的复议前置规范条款,以防复议前置范围的无限扩张。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视野下上诉率高的实践检视——基于E省法院审理的911件行政诉讼样本案件的分析

行政案件上诉率高是当前行政诉讼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上诉权—审理权”的内涵入手,就当事人角度而言,上诉率高的原因在于上诉权的行使较为自由、一审法院未能全面准确回应原告诉求以及被告补偿性地行使上诉权;就审理权角度而言,则是一审法院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未能准确把握、一二审法院审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以及实质化解标准有待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关注分配正义和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坚持以新时代能动履职为基本方法,提升一审法院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此同时,法院与行政机关携手形成化解行政争议的合力,是解决行政案件上诉率高问题的有效路径。

未成年人保护之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路径探析——基于化某某违法收养登记案展开

检察机关作为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负有全面贯彻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要求检察机关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律监督主体地位角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应推行“穿透式”行政检察监督,从被动监督向主动监督转变,由个案向类案拓展,综合利用多种手段促进涉未成年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切实推动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和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行政检察化解行政争议功能论析

新时代行政检察具有化解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重要功能。这一功能的确定,既标志着多元化解决行政争议制度的形成,也是行政检察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实践中因行政诉讼“程序空转”而难以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等问题的现实需要。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化解行政争议符合行政诉讼制度要求与现实需要。行政检察应立足于中央要求与《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从法律监督的主体地位角度,针对行政诉讼中阻碍行政争议化解的突出问题而展开。继续推进“穿透式”检察监督,强化对行政诉讼立案程序的监督,并以《民法典》和新《行政处罚法》为依据开展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提升检察机关在行政检察过程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与效率。

论行政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争议的角色与功能定位

文章以2020年《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确立的通过行政复议发挥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改革方针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部署为背景,围绕行政复议法征求意见稿第1条展开了四个层面的分析:一是行政争议化解的标准从拘泥于法律规定文本的形式法治阶段向力求实现政治、社会、经济与法治等方面效果平衡统一的实质法治阶段迈进;二是从行政争议化解职能重心迁移的角度,指出以发挥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为目标指向的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必须与人民法院四级职能定位改革尤其是行政审判职能的现代化改革同步配套进行;三是从主观权益救济法和客观法制监督法区分的理论维度探寻行政复议审查的标准与尺度结构,提出了行政复议制度特有的全面审查原则;四是从传统民本主义吏治文化与现代人权保障法治观念相结合的角度,指出本次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所追求的中国特色性与世界先进性有机统一的理想目标。以上四个方面,体现了我国行政复议体制推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向。

检察视野下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监督路径

目前,“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行政检察监督作为“后起之秀”,在实践中尚面临诸多新的挑战,需持续发力补足短板。对行政检察监督工作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予以阐释,并立足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语境下的理念变革,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内涵、制度构建等进行论证,提出检察机关做实行政检察监督路径的初步设想,以期对优化检察监督格局、推动新时代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有所裨益。

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路径优化

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需满足避免程序空转的形式要求和回应实质法治的本质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主要表现在复议程序中行政化与司法化并存、特定领域实现了对行政争议的吸引等方面,同时也存在行政复议决定种类局限、行政复议调解未充分发挥优势等不足。为此,应通过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逐步细化行政复议决定种类的适用情形、优化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等,对复议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路径予以优化。

社会治理创新理念下劳动争议化解机制检讨

劳动争议是劳动从业关系、劳动组合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关系的异常状态。在构建高效的劳动争议化解机制时应当充分考量劳动争议的"社会化"特征。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的提出为化解目前劳动领域争议化解机制的低效问题指明了方向。传统的劳动争议化解机制大多着眼于与仲裁和诉讼的衔接,强调化解结果的强制性,忽视"社会化"的争议化解需求。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的传统劳动争议化解机制检讨是劳动争议化解领域践行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的基础和前提。

社会治理背景中行业协会介入劳动争议化解的法律机制研究

劳动争议的有效化解是和谐劳动关系的保障。劳动领域的社会治理创新也应当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专业化""法治化"等理念。行业协会自身的特殊性使得行业协会介入劳动争议化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是多元纠纷化解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协会介入劳动争议化解机制的具体建构应涵盖规则、制度、程序和组织机构等层面的内容,它包括了四个相对独立的机制,即协商机制、协调机制、调解机制和监管机制。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范式--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的视角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问题,包括衡量标准不统一、检察调解协议有待保障落实、检察调解制度构建存疑等困境。在总结最高人民检察院12个典型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对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检察调解实践提出了加大制度约束与裁量基准公布、保障检察调解后续程序公开透明、构建多元检察调解路径等建议,以促进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避免“程序空转”,推进案结事了。

基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角度对重作判决的思考

重作判决是我国理论认可的判决形式,其立足于行政行为实效性,督促行政机关及时依法履职。但重作判决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缺陷,立法及司法层面的不足,使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谦抑适用、“作与不作”边界模糊等问题,导致程序空转、相对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最终无法实现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本文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角度出发,对我国重作判决制度完善方向予以思考:应当明确判决拘束力对行政机关的法律效果,并明确区分撤销判决与重作判决适用情形或条件,以及重作判决的内容具体程度应基于裁量余地理论。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具有弥补诉讼、复议及信访不足的能力,且“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的重要要求,对于全面提升检察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对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并基于G省检察实践的实证考察,分析检察机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行政复议权的组织安排——以化解行政争议为视角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将行政复议定位于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有必要将“化解行政争议”引入行政复议法的修订中。行政复议权的组织安排需要围绕化解行政争议的立法定位,给予符合条件的开发区管委会行政复议机关主体资格;在明确行政复议性质的基础上,在行政复议机关之下直接设立独立和专门的行政复议机构;加强行政复议人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为行政复议制度创建更符合实际需求的行政复议组织体系。

行政审判白皮书之完善路径研究——以实质性解决争议为视角

当前行政审判白皮书在内容质量、回应效果以及运作机制方面存在种种漏洞,归根结底在于对该制度模式功能定位的模糊。综合考量法治政府建设要义、行政诉讼基本目的以及白皮书制度实践需求,实质性解决争议应当作为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的功能定位。行政审判白皮书应以此为理论基础,确定内容主旨提升文本质量,构建回应机制完善运作流程,以保障制度实效,推动司法治理能力提升。

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研究

长期以来,民行关联案件分别由不同审判庭审理,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之间各自为政,给当事人造成诉累,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为改进此况而建立的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是司法制度面向社会发展和实践需要的创新之举,也是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诉讼制度中的体现。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和程序立法等举措,使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争议制度拥有更加完整的内涵和可操作的程序规范,有利于民行关联案件审理模式的规范化构建。

行政复议中调解制度的适用问题

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的适用有三个理论阶段:完全否认的“公权力不可处分说”、模糊适用的“复议可以调解说”、立法确认为基础的“肯定适用说”。调解制度可以运用于行政复议制度关键在于二者功能的契合,包括权利救济功能、解决争议功能、监督行政功能。实践中,行政复议中调解制度的适用问题包括调解职能范围不当扩张、调解程序不健全、调解书效力不明确等。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可以通过严格限制扩张职能范围、统一调解的程序性规定、明确复议调解书的效力、完善行政复议调解监督制度等方法得到改善,以达到行政复议制度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化解行政争议视角下行政复议机关的定位再探

行政复议机关的定位是行政复议功能预期与实效发挥之间的关键枢纽,复合型功能导致行政复议机关定位不清的问题一直存在。《行政复议法》修订背景下,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功能占据统摄性地位,行政复议呈现出更为浓厚的“准司法化”色彩,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定位为行政体制内部承担判断职能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的行政机关。“行政性”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属性定位,要求行政复议机关保持既有的争议化解专业性优势;“判断职能”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功能定位,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体制内部的中立地位继续得到强化;“化解行政争议实质化、协调化”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职责定位,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争议全面审查、实质化解。

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制度创新——《行政复议法》修订解读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于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行政复议法》的修订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一步,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不断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的生动体现,是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制度创新。此次修法调适了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突出了高效为民的原则精神,优化了行政复议的管辖体制,完善了行政复议的审理程序,等等。本文重点围绕《行政复议法》修订的若干亮点特色,梳理此次修法意义、功能定位、原则精神、管辖体制、制度创新等方面的情况,研究《行政复议法》全面贯彻实施的重点方向。《行政复议法》的修订和实施有助于推动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开创中国行政复议工作新局面。

调解在行政纠纷解决中的兴起及其中国式解读

近年来,将调解适用于行政纠纷解决的立法和实践趋势逐渐增强。与西方因解决“诉讼爆炸”而兴起的ADR运动不同,我国调解制度是一种承载多元社会治理目标的灵活治理工具,呈现从民间到官方,从民事纠纷解决领域到行政纠纷解决领域渐次扩张的演变脉络。有别于大陆法系传统的“公法—私法”二分思维范式和新公共管理浪潮下“合作国家”的理念,行政纠纷调解的兴起折射出我国“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独特社会治理理念。但是,行政纠纷调解并非没有界限,可以通过“概括+肯定列举+否定列举”的方式为其划定边界,将调解严格限定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避免滥用调解导致对法定职责的规避和对公民合法诉权的剥夺。

论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优先适用

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优先适用是指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时应先进行变更考察,不适合变更的,才考虑撤销等其他决定类型。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优先适用契合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激发复议机关复议能动性。其优先适用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逻辑上归因于行政复议制度的职权主义,在目标导向上指向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据此,为推动新《行政复议法》实施后行政复议变更决定优先适用的制度建构,应厘清事证瑕疵类、事证明确类、违反法定程序类以及超越或滥用职权类下行政复议变更决定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