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沈从文1949年之前的北京书写

北京以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特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历程与生命体验。沈从文怀着对文学的热忱憧憬,在北京经历了家国之痛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半生,从沈从文的北京书写反观他思想经历的变化和成熟,读者可以从中寻找蕴藏的地方特色记忆,感受他精神与人生态度的魅力,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的意义,及当代性的可能——从王昕朋小说的北京书写谈起

本文不仅从纵向的历时性脉络中梳理北京的城市书写中显露出来的传统命题,而且关注横向的共时性状态里所叙写的北京的生存现实与精神状况。以此为基础,指出王昕朋小说中所表述的整体性的制度系统与细致化的个体人性的扦格与熔铸,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性网络中,人的困境不断显露,人的意义与城市的意义也得以有效而真切地彰示。在北京城的宏大与壮阔、曲折与隐微的复杂多元中,王昕朋以其现实感和忧患意识,不断探询着城市生存及其写作的当代性可能。

萧乾的北京书写:从危难都市到精神故乡

萧乾塑造的“老北京”形象:从危难深重的都市到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既折射了时代的变迁,也体现了萧乾独特的北京情怀。萧乾早期将北京视作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难中国的缩影,后期则将北京视为家国情怀之“家”、民族文化之“根”。在时代和文化浪潮中,萧乾的北京书写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在危难多变、逝去不返的故都中重拾启蒙话语,寄予乡愁别绪;二是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达成从“乡下人”到寻根者的身份转换。

百年新文学与百年北京形象建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京津冀文脉谱系与大京派文学建构研究”课题组共同主办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北京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2年10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多所海内外高校与学术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与研讨。300余名学者与观众在线上积极参会,反响热烈。

跌落在世俗中的传奇——论1980年代以来怀旧视阈下的北京书写

1980年代以来在怀旧视阈下,文学对北京的书写,着力于对其传奇性的打造。这种打造源自于北京丰腴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代化进程对城市历史记忆的挑战。文学对北京传奇的呈现方式,不再局限于以自上而下的姿态,对剥离出来的传奇进行叙述,而是转入由世俗民间建构和解构的传奇叙事中来。这种传奇性的打造背后可以看到北京特有的文化品格,以及文学在观照北京时所存在的隐疾。

论沈从文1949—1988年的北京书写

人的情感体验、情绪记忆、生命意识与价值观等与地理环境交互作用。文学大师沈从文,自1923年抵京到1988年在北京谢世,近50年的在京经历与体验,使其审美式地呈现了北京的社会、文化、历史等信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北京书写的文学作品,在现实与浪漫主义之间想象并建构北京新形象。沈从文从自身的空间经历、空间体验到空间审美表述实践,其中既含有他厚重深沉的国家情怀,又包含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理性,其北京书写无疑具有典型性与独特性。

“侠”与“权”的欢合场——五六十年代台港武侠小说中的北京

以梁羽生和金庸为代表的台港“新武侠”小说,不仅在故事层面上别于传统武侠,小说作者们“离散作家”的特殊身份,更使得小说在情节之外有了更多值得研究的空间。“新武侠”小说中刻画的北京,就十分耐人寻味。本文从分析“新武侠”小说北京书写的作用入手,着眼于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为何侠客们在北京的行为往往有失侠者风范?第二,为何北京一再成为了武侠小说故事的“终点站”?通过对于“新武侠”小说文本的细读,以及对“离散作家”自身心态的分析,本文意图提出——侠客们在北京的失态与失意,一定程度上对应着“离散作家”们的经历;北京在“新武侠”小说中所负载的意义比故事中其它的城市要丰富得多,其存在不仅是为了把武侠故事与历史结合,更是寄托了“离散作家”们对于新中国政权的复杂态度。

丁玲北京书写的三度空间

在丁玲的北京书写中,空间作为表现背景,并以小说叙事的结构方式隐现其中。从离家出走到步入学校,最后到寓居一隅的公寓中,这三度空间构成了丁玲北京书写的重要场域。可以说,重新认识这三度空间,就是重新理解丁玲的一种方式。离家出走对于丁玲笔下的人物来说,并不是反封建的事实性证据,她们只是赶了时代症候下“娜拉”的时髦而已;学校也没有成为一个学习知识的场所,反而只是让读者看到了身处其中的无聊;寓居公寓的女性并没有找到离家出走后的归属感,相反,这使得她们更加无聊。

新世纪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变化及意义——以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为考察对象

北岛、阎连科、徐则臣三位不同代际作家对新世纪北京的书写,是将打着个人印记的国际都市的生活游历或乡土中国、外省小城的生活经历等纳入其中。这些不同的地理空间既构成了他们的文学世界,也构成了一幅以北京为辐射中心或参照对象的“文学地图”,他们的书写不仅拓展了北京文学书写的空间、主题,也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重新省思“城与人”的契机。

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及其政治、文化心态

在日本文化视域中,北京的形象由虚而实、由无足轻重而变得举足轻重始于明治时期。明治时期来北京的日本文化人,既在那里"一叶知秋"地探察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态势与走向,更试图从中发现对中国"一剑封喉"的现实方策。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汉学者的北京之行多充溢感伤情调。这种失落源于以帝都萧索破落的景观为表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孔教在近代中国的失效以及"礼仪之邦"国民的鄙俗化堕落等等。带着北京之行获得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彼消此长"的自得,为实现对华文化侵略,他们开始了理论及实践层面的谋划与探索。文化侵略之外,领土、经济利益等层面的诉求使日本对华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中,福泽谕吉等重要文化人剑指北京的"扼喉"之论,对战事的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甲午战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日本走上了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华的道路,近代北京也因此被强制地染上了"世界色彩",并因其具"咽喉"意义,遂成为列强在华利益争衡的枢纽。《辛丑条约》中有关列强在京驻兵等条款以及作为治外法权地"国中国"的东交民巷,都使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遭遇极大的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抹灭的国耻,也极大地左右了大正、昭和时期来京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

《北京折叠》:对“北京”形象的新书写

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用科幻的想象将北京建构为三个区隔折叠的空间,并以老刀的视角洞悉了空间设置的阶级差异,表达了对科技化未来的忧虑。用投向未来的“新目光”,发展了文学北京的未来新形象。其中,蕴含着对机器与人类新型关系的思考。她用科幻的形式实现了文学对现实社会和人类的关怀,但也存在着空间划分方式武断,对社会矛盾思考不深入等问题,使得其对城市整体样貌的想象略显单薄。

中国现当代诗歌中的“北京形象”迁移——从文化符号到地理坐标

诗学文本中城市形象的迁移所具备的话语潜能,不仅能够开发出地域美学的建构意图,也关系着文化权力结构的修改过程。通过梳理中国新诗的发展线索发现,“北京”从各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中脱身而出的诗学形象,与新诗发育中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北京形象”在新诗中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迁移:一是作为隐喻符号,从强调“文化”滑向对“国家、乡土”的强调;二是作为意识形象,从被附加“大语境”转为现代文化的“内核引领者”;三是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由视觉景观向自然景观的还原。“北京形象”的审美迁移话题背后,关联着这座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进行自我安放等诸话题。

复叠印象与纠结情感——近现代外国作家的北京想象

与中国作家笔下怀旧气息浓郁的文化古城形象不同,近现代外国作家笔下的北京形象存在三重面影的复叠,矛盾纠结情感的萦绕。一方面,他们极力美化北京的建筑空间美、乡土生活美、文化艺术美,执着寻觅期待视野中“理想”的东方帝都;另一方面,他们又热衷于披露老北京的衰颓破败、落后颓靡,构想和曲解“祛魅”的弱国都市。还有一个方面,他们既认可北京的现代化努力,又感叹外国强权破坏了北京的传统东方美,塑造了一座同化与纯化纠葛不清、属于“自我”的潜在殖民城市。近现代外国作家的北京书写,深刻反映了列强以“拯救东方”为名的殖民意愿,及其渗入意识形态、民族心理、文化身份之后对作家文学表达的强力干预。

儒丐《北京》与老舍《骆驼祥子》的互文性研究——旗人文化脉络中北京西郊旗人青年进城

两位旗人作家儒丐《北京》和老舍《骆驼祥子》先后讲述了1910年代宁伯雍和1920年代祥子,两代北京西郊旗人青年进城的故事。民初京郊旗人青年进北京城谋生,既是历史现实,也是族群衰落的寓言。隐喻着北京旗人原有秩序被打破,独属于旗人历史荣耀的衰败,旗人最引以为傲的族群品质在现实面前无力救赎的辛酸和痛楚。从旗人文学脉络中梳理旗人作家在创作京郊旗人青年进城这一题材上的连续性,以及老舍小说在创作及意义生成中,存在旗人族群语境与现代文学语境两个语境,并且这两个语境的意义生成路径并不完全相同。《骆驼祥子》结尾老舍将祥子的悲剧归结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在现代文学语境中是1930年代反思五四个人主义思想的回应,同时也是民国时代在旗人文化语境内部的断言,一个旗人是不可能忘却自己族群的痛苦,凭个体努力实现生命的救赎。

边缘人的北京——简论徐则臣的“底层北京”书写

新世纪以来,徐则臣创作了一批以京漂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城市边缘人形象,叙述了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建构了一个以外来打工者为主体的“底层北京”。徐则臣借助这一“底层北京”,对城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思考,既有深刻的问题意识,又超越了问题小说的简陋和直白,揭示了都市边缘人在城与乡之间前所未有的纠结与挣扎,表达了与文学史上以静穆悠远为特征的京派文学、注重地域风俗趣味的京味文学迥然有别的创作理念。

作为方法的北京——以《北京西郊故事集》《北京传》为中心

今天,当我们谈论"北京"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国际化大都市?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城市?很显然,"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一个充满情感蕴含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从来就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不是常数,而是变数。徐则臣和邱华栋,这两位扎根北京多年、文名日显的都市异乡人,一直潜心于讲述不一样的"北京故事",疫情之年出版的《北京西郊故事集》和《北京传》,一头一尾,一虚一实,以北京作为方法,别有意味地呈现出北京书写的两副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