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北京小报和上海小报的特色

中华民国前期(1911-1937)的小报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以北京小报为代表的北方小报风格和以上海小报为代表的南方小报风格存在明显差异。北京小报侧重时政,格调严肃、庄重,上海小报内容侧重休闲娱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北京小报和上海小报在数量、种类、发行及办报规模方面各有所长,小报文字风格显露的地域特色明显。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的男女关系和爱情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有关男女交往、婚恋题材的作品,在对待女子的态度方面,反对女子自由出入公共场合,反对女子与男子自由交往,谈话,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肇祸之由;在男女婚姻恋爱方面,对于婚前产生爱情的"男女"尤其是女子十分不屑,斥之为无耻,反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由于作者们自身个体意识的缺乏,无法理解现代"爱情"这种精神现象的出现和内涵,因而无法对"爱情"做更深层次的描写和分析,只能将"爱情"定义为一种浅薄的对容貌的迷恋。

卑顺、蒙昧的主体: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的市民社会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中所描写的中下层市民社会群体,整体上具有懦弱、卑顺、服从的特征;所反映出来的市民群体的思想意识,是以权力为本位,以攀附高层权力为人际交往原则。形成这些性格特征和思想意识的原因,主要是中下层市民群体长期处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和束缚下,对专制政体形成一种惯性心理状态,很自然地接受这种社会秩序,自觉地认同等级制度强加给他们的身份和等级层次。这种市民社会实际上是专制等级社会体制下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的形式特色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上开始出现白话小说。这些小说在形式上向传统评书形式靠拢,与评书一样,有定场诗;使用评书中的表述术语;在叙述过程中,模拟评书表演现场进行叙述。这种独有的特色决定了小说的题材、叙事结构、整体风格、人物形象、创作目的等都向评书艺术靠拢,受到当时中下层市民的普遍欢迎。小报小说之所以会采取这种形式,与中国的话本小说传统有关;与小说的读者、作者群体有关;也与报刊连载的形式、小报小说作为吸引读者进而提高报纸销售量的重要手段都有关系。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的语言特色

清末民初北京小报小说善于运用北京方言口语,语言活泼、鲜明、生动、形象,并且琅琅上口,具有音乐美感。成就较高的作者还能根据不同人物身份、性格等进行人物语言描写,因为口语的运用,所以分外生动传神。但是小报小说中也存在过分追求语言的滑稽、逗笑效果,过分依赖熟语套语的倾向,妨碍了小说情节的正常进行和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这是北京小报小说过分依赖口语语言所造成的负面效果。

清末民初北京报纸与京旗小说的格局

清末民初在北京有一批平民旗人,在时代与社会的"飞地"中创办了一批小报,并且撰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可以发现他们及其作品的数量、题材、思想观念的种种态势。他们既没有前卫先锋的革命姿态,也并非全然以保守遗民自居,而是体现了底层普通民众的一般知识、思想和生存状况。这一个案,不仅显示了满族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融合互动过程,也体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国民整体的状况。京旗小说处于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交通碰撞的风口浪尖,它们在语言上所做的探索,它们在将北京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与特色语言融化入文学描写当中,其创作群体又是作为清朝统治民族后裔的特殊群体,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微妙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思想似乎同"遗民文学"有着似有若无的精神联系,这更是个意味深长且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也不无现实意义的话题。

京沪两地晚清、民国小报的语言文化现象

在晚清现代白话的酝酿期,北京小报以“口语白话”、上海小报以“松动文言”作为各自的语言基础,参与其间。后虽受到“五四”欧化白话的影响,却始终沿着自己的“语言文化轨道”前行。两地小报逐渐减弱或变化口语和文言的成分,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小报完全融入现代白话之中,上海小报则形成文言、白话、上海方言混合的局面。究其原因,与两地小报的历史渊源,市民读者和小报文人的文化水准、文化立场,及所处语言环境的制约性有关。小报语言与北京市民的“吟味”品位,和上海市民的摩登时尚精神正相联系,对营造两地现代都市和市民生活方式的氛围都已尽历史责任。证明了“口语白话”、“松动文言”与“欧化白话”三者长期共存,互相参照,才是现代汉语实际的生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