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北京政府奖励工艺政策述论

为促进工艺进步与工商业发展,民初北京政府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该政策执行10余年后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修订。依据该章程,奖励方式包括营业奖励、给予专营权,名誉奖励、给予褒状。1913至1927年间,共颁给专利122项,褒状205项。该政策的施行对推动工艺改良、产业进步、国货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限于当时全国工业仍处于初级阶段,且中央集权水平较弱而造成政策执行低效率等因素,实际获奖工艺品仍以简单工艺为主,且多是对手工制品的简单优化或国外制品的仿制,自主创新及先进机械发明均较少,难以完成中国工业化的任务,体现出历史局限性。

民国北京政府收回井陉煤矿的尝试

一战时期,在协约国的持续施压下,民国北京政府开始遣送敌侨和全面收管敌侨财产。1919年初,井陉煤矿的收管工作结束,如何清理井陉产业成为北京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井陉煤矿乃是中外合办,与一般德产不同,北京政府希冀借此机会将其完全收回自办,继而开始组织外交、农商、财政各部人员评估汉纳根的股权价值,并决定由农商部备价收买。时移世易,中德和谈。中德双方决定将井陉煤矿一事单独商议,最终议定改办合同。然而,此项合同并未能最大化保障我国的利益,随即引发民众要求废止合同的抗争。井陉煤矿的处置过程是一战时期民国北京政府处置在华德产的缩影。

政潮与学潮:直系主政时期的北京政府教育部与“学阀”陷阱

皖系下台后北京政府教育部致力于重建权威、缓和与北京学界的关系。直系上台后中央政府权力分散,吴佩孚寻求同盟并选择与“北大派”合作,至此教育部被“北大派”掌控,一时间以“学”领“政”的趋势达到高峰,“学阀”话语得以形成。此后由于政学两界各自的内部矛盾,教育部被国立七校与政府内多方势力视为敌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学阀”话语盛行的背景下,教育部成为倒阁的关键一环,被国会与“津保派”联手打击,地位难以维持,秩序全面崩溃。这一时期教育部的表现令政学两界部分势力深感不满,为日后教育部被全面洗牌和政学关系的逆转埋下伏笔。

“辱旗即辱国”: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宣传与国民对辱旗的反应

国家象征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符号资源。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象征,具有培育国民国家观念、塑造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凝聚力等功用。北京政府时期以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旗,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构建五色国旗的国家象征意义,论述国旗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宣传“敬旗爱国”,欲使国民认同国旗来认同国家。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敬旗爱国”观念的宣传,国家观念的普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高涨,“辱旗即辱国”也被更多中国人所认同,五色国旗成为时人表达爱国和国家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北京政府时期“敬旗爱国”的广泛传播和“辱旗即辱国”观念的强化,是时人以国家象征塑造国家认同的体现,也是国家象征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基本素材的体现。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地区的私塾管理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地区的私塾管理经历了从“以散促改”的强势整理到提倡“奖进主义”的温和化转变过程。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教育部、京师学务局和京师劝学办公处相互配合,推动了北京地区私塾改良工作的发展。通过京师教育行政界、京城私塾等各方在私塾管理中的互动,能够发现该时期北京的私塾管理在具有明显局限性的同时,也为近代教育改革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巴黎和会时期北京政府索赔决策的转变:从参与到退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因日德在山东的战事损失严重。对德宣战后,中国政府获得了对战败国索赔的资格。北京政府为寻求和会索赔,在各个时期做了很多努力。日德战事后,政府内部已有向战后和会寻求解决的想法;对德宣战后,又正式提出战后对德索赔的诉求,并积极筹备和会索赔,包括设立战时会计处、战时损失调查处,统计各项损失;同时,依据赔偿委员会的指示厘定债务、清理敌产。为保和会顺利取偿,北京政府以“联美外交”作为和会交涉的主要方针,并在和会交涉中与美国代表保持一致。然而随着山东问题的失败以及和会赔偿在担保、划分上的偏离,北京政府对和会取偿甚为失望,并最终决定退出和会赔偿。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盐政改革探析——以四川、两淮为例

民国初期,政局混乱,财权进一步分散,为增加财政收入,中央政府、地方各省、盐商团体等各种势力展开对盐政实权的争夺,统一盐政的舆论呼声很高。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独立各省相继实行盐政改革,以四川废除引岸专商、两淮组织盐业公司、就场征税、两浙就场官专卖、长芦盐场整理等最有代表性,但由于盐政改革的推行缺乏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央财政掌控能力不佳、地方各自为政、改革阻力过大等原因,地方盐政改革多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四川、两淮等地在改革中主张的就场征税、自由贸易等措施带有近代盐税性质。

自由与纪律之间:北京政府对平民教育的规训(1919—1929)

新文化运动以后,北京平民教育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平民教育由最初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逐渐演化为强调纪律的集体主义。其中政府一方试图将公、私立平民学校纳入既有的教育体系,加强教育行政权力的渗入,削弱平民学校的自治空间。国民党政府设北平特别市之后,将其党义融入平民教育,使得政府在平民教育的推行中实现了对学生身体、思想的双重规训。通过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的博弈、国家主义与平民主义的融合,平民教育运动展现出了复杂、丰富的多样化面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研究

赈运减免车价作为近代政府救灾的重要举措,在北京政府时期完成了从实践到立法的跃升,并在1920年代的救灾实践中不断完善,走向成熟。通过对赈运减免车价法规文本的分析,发现在其演变过程中法规结构更为清晰,规定更为细密,程序更为规范,但赈运减免车价的优惠力度渐趋收紧。北京政府时期,赈运减免车价法规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得以确立,法规的施行推动了救灾物资与人员运输便利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时期的救灾法制建设。但由于军阀混战的影响,法规规定与具体实践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其施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上海银行公会与1920年代北京政府内债整理

在上海银行公会的呼吁和积极参与下,1920年代北京政府对内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日益严重的内债危机得以缓解,金融市场也日趋活跃。上海银行公会关于内债整理的意见和建议大多得到政府重视和采纳,在整理内债案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对银行业的投资经营也产生一定影响。在此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逐渐意识到惟有建立稳固的整理内债基金才能真正维护行业利益和稳定金融市场,进而广泛联合金融界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筹建民间内债监督管理机关,希冀约束政府权力和规范金融运行秩序。这展现了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宽范围、多路径"的集体行动逻辑和制度诉求方式,以及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多重互动关系。

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熊希龄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熊希龄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慈善家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为湖南的慈善救济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在筹集赈款还是在查灾放赈采运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谓灵魂式人物。他主张慈善机构联合办赈、强调救济时分别轻重缓急、突出积极慈善以及在社会大背景下筹划慈善,同时重视灾情的准确掌握、呼吁减轻民众负担以及要求办赈人员操行高尚等,都是他多年办赈的经验结晶。

民国北京政府义赈奖券述论

义赈奖券是中央政府有史以来为筹集灾区赈款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一种彩票。但不知囿于何种原因,以往人们在谈及奖券的历史时,很少甚至没有提到过义赈奖券。作为一种国家性行为,义赈奖券受到如此冷遇是不足取的。基于此,本文在占有相当材料的基础上拟对其进行初步探讨。冀通过对其发行过程的整体梳理和分析,力图揭示深层次的社会现象及修正传统的些许看法。

北京政府时期教育厅长选任研究

选任资格与任命方式是教育厅长选任过程中两个基本环节。考察北京政府时期教育厅长的选任,就选任资格而言,虽无明文规定,但从任职者实际情况看,"学识"和"经验"是两个重要维度;教育厅长的任命方式则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变化过程;在教育总长频繁更迭、地方军阀势力膨胀、民间学界力量不断壮大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教育厅长的选任至为复杂。

北京政府时期税收政策的演变及借鉴

民国北京政府税收政策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初期注重国地分税,明确各自的事权和财权;中期开始加大地方的税收权限,加强地方自治财力保障;末期则表现为规范税收立法,限制地方税权任意扩张。虽然由于国势动荡,税收政策的实施力度极弱,但其初步形成的现代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建设和中国资本主义税收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政策基础,对于现代分税制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也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

1912-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封建买办政权。第一，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第二，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政府，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第四，执政的北洋集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北洋军阀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行说法,虽有实事为本,主要还是由他指和后认层垒叠加而成的。从近年来学人研究的情况及梳理习见资料可知,"军阀"和"北洋军阀"的指称,出现的时间至少较专题研究所说各早两年,而北洋政府的指称,主要是北伐之后才逐渐流行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北洋军阀"的集合概念形成之后,所指称之实事的谱系化一直持续发生,使得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随时有所变化。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概念指称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难免以偏概全,误读错解,甚至误导相关研究的取向。

北京政府时期文官考试与任用制度评析

北京政府的文官选拔与任用制度,脱胎于孙中山的文官管理思想,成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官(公务员)制度形成的伊始,对其后南京政府时期公务员管理体系的性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文官体制的组织与体系、考试与甄别、分发与任用等三个方面切入,通过对北京政府时期文官制度的基本内涵、功能与作用的探讨,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公务员管理制度初成时的基本特征。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

国际红十字总会与国际红十字联合会的存在 ,使得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之间有了更多联系与交流的机会 ,因而红十字会的工作便具有了国际性。中国红十字会的国际交往主要体现在参加国际性会议、参与国际性救护以及经常性地开展一些会与会之间的联络交往等方面。中国红十字会参加国际性会议 ,使其得以走出狭隘、走出封闭、走向世界 ;参与国际性救护 ,使其得以充分体现出“恤邻”的慈善胸襟 ;开展经常性的会际间的联络交往 。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宣传与经费筹措

民国以降,中国红十字会的会内宣传常抓不懈。其宣传形式包括文娱活动、创立刊物、出版书籍、举行会议、组织参观、赠发征信录与会员名录等;其宣传内容包括阐述会的宗旨、重要性、劝人向善、普及疾病与医药卫生防护常识、各种灾害的救护措施、各种救护人员的感人事迹等。中国红十字会的宣传活动大大推动了红十字会的"拓分会"、"征会员"和"恤兵救灾"等各项工作的进行。民国初年中国红十字会的两次发展高潮,都与其宣传密不可分。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筹措有七个方面:一是一些团体的常年捐;二是会费;三是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四是官绅捐款;五是华侨捐款;六是外国红十字会捐款;七是宝塔捐。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筹措是和宣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费筹措需要宣传,宣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筹措经费。二者的结合,不但推动着中国红十字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而且还为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风尚。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察哈尔、热河境内镇守使沿革述论

民国初年,镇守使的设置本为临时举措,但《镇守使署暂行条例》对军事兼管民政等事务的规定为镇守使的日后地方割据提供了某种契机。察哈尔、热河地区各镇守使长官基本由中央任命,但在袁世凯身前死后有着明显不同。军阀混战年代,军事力量的强弱取代了中央政令应有的权威,每个镇守使的归去来兮完全依赖于手中的军队,无人能在本任上任职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