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悖论与病理——以村上知行的“北京文人论”为释例

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语境下,日本文人村上知行在《北京的文人》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路在于复活传统的"文人"精神。村上"处方"取的是"批判"与"鼓动"并举的论述策略,其悖论在于:既然中国人"文弱的和平主义"常是误国之根,并因此饱受批评,却鼓动中国知识分子"复古";既然称赞"北京文人"代表了"东洋文化的精髓",却对本国的文人语含嘲讽。如果说面向本国的"去‘文人’化"、"去中国化"是日本的"武威"传统与近代"世界原理"的共谋,那么当它与其对中国知识分子指向"和平"的改造逻辑相叠加,村上欲消泯中国文化人的抵抗意识、从文化层面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殖民心态便跃然纸上。这在理论上已逸出了萨义德"东方主义"之射程,可视之为一种"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话语实践。

北京文人笔记与京派电视剧

北京文人笔记包括北京古代文人笔记和北京现当代文人笔记,主要指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文人所写的笔记,或者撰写北京轶事、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文人笔记。北京文人笔记为电视剧的创作尤其是京派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而笔记中对老北京历史人文、世俗风情的描写也为京派电视剧营造北京意象和风韵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学逆境下的言说维度与启蒙话语的重构——以沦陷时期北京文坛为中心

沦陷初期在北京文学濒临绝境之时,校园期刊以“纯文学”的声音开启了北京文坛的自救之路,从主观抒情和客观写实的创作方法为特殊语境下的作家提供了“隐言”创作的范式。无论是感伤的抒怀,还是拟态的言论,“隐言”以其潜隐的民族意蕴成为这一时期作家共通的表达策略,“隐言”丰富了启蒙话语的民族性,拓展了文学的启蒙空间,但在殖民意识形态与民族启蒙意识的矛盾挤压下,文学启蒙空间呈现出妥协与抵抗并致的异化样态,由此构成了沦陷时期北京文学特殊的言说维度,开拓了北京文学的启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