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及我国著作权法的完善

《北京条约》是在国际条约体系存在缺陷、利益的平衡与博弈以及传播技术迅速变革的背景下诞生的。该条约在妥善处理与其他条约关系的同时,在表演者权利的客体、内容、适用领域、转让方式和保护期限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优势。我国《著作权法》与《北京条约》相协调,应合理界定表演者概念、暂不规定表演者出租权、申请保留广播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合理规定权利转让方式,以期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有效地保护视听表演者的权利。

论《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权利转让条款——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视听表演权利转让的修订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权利转让条款是该国际条约制定与实施的成败关键。在法理层面,该权利转让条款在主体、客体以及转让方式上具有理论创新,值得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借鉴。我国《著作权法》两次修订草案虽以该国际条款为鉴,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应根据法理和我国国情加以完善。

论我国表演者权的立法和完善——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为视角

在《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以下简称为《北京条约》)的视角下,审视我国表演者权立法:在表演者权的主体上,需要对不属于作品的表演者进行保护;表演者仅仅是指自然人,不应该包括演出单位;在表演者权的内容上,需要对视听表演者增加出租权和广播权或者广播获酬权;在视听表演者权利转让的问题上,需要对视听表演者权尤其是原来的录音录像制品中的视听表演者权的转让问题作出特别规定。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于4月28日生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我国缔结、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简称《北京条约》)于今年4月28日生效。《北京条约》于2012年6月26日在北京缔结,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一项旨在保护表演者对其录制或未录制的表演所享有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国际版权条约。根据《北京条约》生效条款,其将在30个成员国批准、加入3个月后生效。今年1月28日,印度尼西亚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批准书,成为该条约关键的第30名成员,这一备受世人瞩目的国际条约于4月28日生效。

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探究--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为视角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建立起视听表演者权利国际保护法律框架,在表演者权利归属及利益分配上为缔约国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给各国立法带来影响。结合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分析,综合考量我国影视产业实践,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视听表演者权利归属模式应调整为"推定授权",并且对表演者精神权利以及"二次获酬权"的规定调整完善。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的法律意义

2020年4月28日,国际知识产权领域重要的公约《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正式生效。根据条约规定,只有在30个成员国批准并且正式加入3个月后才能生效。2020年1月28日,印度尼西亚成为该条约的第30名成员国,按照条约的规定,3个月之后,《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正式生效。

《日苏北京条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对《日苏北京条约》的形成史及其历史地位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本文试就讨论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即苏俄对日政策的形成和变化、苏俄利用美日矛盾、评价《日苏北京条约》的方法论,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视听表演者权归属模式及我国的立法选择——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为切入点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顺利缔结使视听表演者权在国际条约中得以充分保护。关于保护视听表演者权的国际条约从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便着手起草,最大争议点在于视听表演者权归属问题。《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视听表演者权归属问题上,列举多种归属模式,供缔约国自由选择。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应从实际国情出发,遵循《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选择"推定转让"的视听表演者权归属模式,努力实现表演者与制片者的利益平衡。

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法保护——以《著作权法》与《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衔接为例

我国《著作权法》和《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差距较小,主要体现为未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表演”提供保护。基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诉求的特殊性,需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公法与著作权保护等私法对其提供保护已成国际共识。在私法方面,使用著作权制度需要考虑民间文学艺术上身份利益与传统狭义著作权的区别,因此采用“特殊权利”模式更有利于我国著作权法的稳定。其次,我国是《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缔约国,需要履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表演”的义务,但采用何种方式将其纳入我国著作权法需要慎重。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处于公有领域不宜作为作品保护,对其表演提供保护也能起到间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效果,但需要配套的体系化制度设计。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下我国表演者权的重构

2012年6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最终通过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以下简称《北京条约》)。该条约的诞生,标志着表演者权利保护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制度创建到制度完善的跨越,为保护表演者提供了更完整的国际保护法框,同时也将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修订工作中有关表演者权利的内容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九龙司地方一区”考略——兼论《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割让给英国的领土只是九龙司很小的一部分

1856年至1860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清政府战败,被迫于1860年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根据该条约的规定,将我国新安县(现深圳市、宝安县及香港地区)的“九龙司地方一区”割让给英国。对“九龙司地方一区”如何理解,是指九龙司的一部分呢?还是即九龙司?具体包括哪些范围?解放后有关的著述,多说是九龙司,也有说是南九龙半岛或尖沙嘴。这些说法,皆不准确,长期以来,以讹传讹。本文根据笔者所见的资料,对“九龙司地方一区”重新进行考订,可能有助于澄清种种混乱的、不正确的说法。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填补国际条约空白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我国缔结、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于4月28日生效。《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一项旨在保护表演者权利的国际版权条约,标志着谈判了近20年的视听表演者版权保护的国际新条约终于修成正果,不仅是中国版权事业的里程碑,也是惠及全球表演者的新起点。

表演界“北京条约”来了

4月28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以下简称"北京条约")正式生效。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一项旨在保护表演者,并对其录制或未录制的表演所享有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国际版权条约,于2012年6月26日在北京缔结。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视野下著作权法的修订

2012年6月在北京"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上通过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必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订产生影响。根据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对"表演者"的定义作了修改,将其扩大到包括"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表演者。对于条约规定的"出租权",我国符合不予规定的条件。对于条约规定的"广播权"和"广播获酬权",我国则应根据国情声明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根据《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12条作出的表演者权属于"视听作品"制片者的规定,在"录像制品"被删除后,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结果,需要进行调整。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争议问题及对我国国际义务的影响

《罗马公约》为了维护影视产业的利益,没有对视听表演提供全面保护。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视听表演保护条约的过程中,美国和欧共体由于各自产业利益和法律架构的不同,在是否对"视听录制品"中的表演提供保护、是否应扩大"国民待遇"的范围和是否应规定"推定权利转让"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议,最终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得以解决。根据由此缔结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我国只要在批准加入条约时对第11条声明保留,无论在修改《著作权法》之后是否赋予表演者"二次获酬权",都没有给予其他缔约国国民该项"二次获酬权"的义务。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的相关规定不能被理解为以互惠为基础就"二次获酬权"向外国表演者提供"国民待遇"。

《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

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颁令禁止天主教之后，明清之际活跃的天主教传教活动逐渐转人“地下”。在清方档案里，天主教被称为“西洋教”“洋教”“邪教”，其事迹混杂于中国民问秘密宗教的教案中，传教士重新公开进人中国本土则要到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口岸活动，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进人内地，从此天主教、新教（以下同时称呼时作“基督教”）开始了在中国传教的新时代。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悬案”再研究

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外国教会在内地置产的条约依据,但中法文本差异使"合法权利"失去法律效力。总理衙门最迟在1864年发现造伪,但默许了各国传教士到内地置产。法国在事后通过"柏尔德密协议"将非法获得的权利合法化。英美两国在承认传教士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了努力限制和积极保护的不同态度。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的三维影响

2020年4月28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以下简称《北京条约》)正式生效。本期热点圆桌聚焦生效后的《北京条约》如何与国内立法,司法衔接及对我国版权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我们荣幸邀请到三位嘉宾参与探讨,希望通过探讨进一步加深读者对《北京条约》的理解、进一步推动我国版权创造、保护和运用。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19条解读

今年4月28日,《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由于我国是前30个递交批准书或加入书的国家,因此根据条约第27条的规定,条约于当天对我国生效.在条约中,第19条“时间上的适用范围”引起了一些疑问,因为它似乎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并不一致.为此,本文试对本条进行解读,以解决这些疑问.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对著作权法修订的影响及日后适用

2020年4月28日起开始生效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是一部因应数字技术发展,为表演者进一步“赋权”和拓展保护范围的国际条约.本文简要回顾了该条约缔结及生效的经过,讨论《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对《著作权法》相关条文修改将产生的影响,并对条约日后的适用做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