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在老北京琉璃厂书海中的鲁迅

20世纪的中国,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受到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尊崇。书籍在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和思想文化深刻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书籍造就了这位世纪的文化伟人,伴随了他的一生,＂书与生命相伴＂,这一概括鲁迅而言是再适合不过了。广泛涉猎,无所不读是鲁迅读书生涯的鲜明特点。有人形容鲁迅的全部著作,是中国近代的百科全书,斯言甚是。

近代北京琉璃厂古玩行的市场结构与交易

北京琉璃厂古玩行市场的形成,可划分为上行线与下行线两条轨迹。上行线是文人文化,下行线是市民文化。受当时文人文化影响,形成了近代琉璃厂市场古玩铺的主体经营模式。受市民文化的影响,琉璃厂里的庙市逐渐被古玩珠宝、玉石、字画摊完全占据,从此古玩行开始进入商品市场。可见,近代北京琉璃厂古玩行市场的组织结构和交易制度是由文人文化和市民文化共同构成的结果。

朝鲜使臣笔下的乾隆时期北京琉璃厂形象

乾隆帝对朝鲜"厚往薄来"的外交政策缓和了两国关系并促进了两国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地缘优势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使清代北京琉璃厂成为中朝文人聚会和交流的主要场所。当时朝鲜使臣笔下的琉璃厂作为文献储备地、文人学者荟萃地和繁华的商业街除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外,还存在着繁华之下衍生出的奢华风气、以及这种风气对士风的影响。朝鲜使臣的记录以他者的角度使乾隆时期琉璃场的形象更为真实和立体。

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琉璃厂

在清代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北京琉璃厂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正是在这里,一些燕行使臣和随员从事着访求朝鲜王朝政府及个人所需书籍的活动;也正是在这里,他们与清朝文人进行着深层次的交往。有关情况国内史料记载甚少,且不受人关注。所幸这些内容在朝鲜燕行使臣及其部分随员所撰写的"燕行录"多有反映。不仅如此,燕行录所记载的琉璃厂还在其他方面补充了中国史料的不足。本文即对此进行发掘分析。

朝鲜使臣与北京琉璃厂

一.绪论 琉璃厂,位于今天的北京和平门地铁站以南二百米处,分为东西两部分.街道上有许多中国传统建筑,各个建筑物上都挂着大大的牌匾,买卖各种书籍、书画、文物等文化商品.

小众收藏:资源紧缺 持续走热——北京琉璃厂清代碑拓经营现状调研

自清代乾隆年间起,琉璃厂作为北京地区碑拓资源的重要集散地,为金石藏家源源不断地供应金石拓本,其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但在当今的市场中,宋、元、明时期拓本的流通量较小,民国拓本在文物价值上又相对较低,故而清代碑拓成为市场中最重要的流通类型;其经营机构与经营方式主要分为专营和兼营两大类,以满足不同购藏者的消费需求。

北京琉璃厂文化街为何越办越冷清

4年前,北京琉璃厂文化街整修一新,街面金碧辉煌,店铺鳞次栉比。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眼下近千米长街游人稀疏,60家店铺门庭冷落。 临近中午时分,这里不少店铺依然门户紧闭。开门的店铺,前来问津者亦甚寥寥。店堂内营业员有的聊天,有的织毛线,有的在看小说。街东头的“博古斋”近百平方米的店堂,十几个营业员,这一天作成的买卖不到十笔,成交额仅几百元。下午不到4点,

聂飞碑林亮相北京琉璃厂

近日，重庆书法家聂飞在北京琉璃厂首创私人碑林，引得游人驻足观赏．使之成为该地一处文化新景观。

为什么说是“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我与郭纪森先生的交往故事

说起北京琉璃厂,不仅在中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就连外国人都会慕名而来,享有“中国博物馆街”之美誉。它因明末清初官员、京外赶考的举人在此逛书肆繁盛而起,被文人学士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与“京都雅游之所”。对其缘起发祥,长期以来民间就有“江西帮”“衡水帮”“老山西屋子”等之说,均为口耳相传。最早提出“衡水人发祥北京琉璃厂”.

从文脉赓续到记忆传递——北京琉璃厂大街字号匾额的价值

匾额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重要构件之一,兼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匾额在方寸之间,蕴含了书法、雕刻、装饰等多门类的艺术价值。匾额出现在不同性质的建筑中,承载着不同的功能,衍生出不同的分类,如堂号匾、牌坊匾、祝寿喜庆匾、文人题字匾、字号匾等。其中,字号匾作为商号招牌而高悬于店铺门楣之上,面向城市商业街区,在具商业性质的功能同时,由于其往往处在城市街道的公共空间且具有审美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艺术作品的性质。尤其是字号匾额镌刻的文字,以书法艺术的身份体现出汉字蕴含的公共艺术价值。

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

在中韩文化交流史上,18世纪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朝鲜人逐渐调整心态,对盛清时代的来临,作了全新的认识。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东亚形势的变化,以及朝鲜燕行使者孜孜不倦的公关活动,中国官方对燕行使团成员的限制逐渐放宽。在这一世纪,燕行使团渐渐摆脱了朝鲜馆内序班(中国胥吏)的控制,直接与琉璃厂的书商等展开频繁的交流。由于琉璃厂是当时北京雅俗文化的中心,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书籍采买的来源,而且,通过持续不断的观察,以及与不同阶层的接触和交流,也使得朝鲜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更为全面。

北京最早的书市:琉璃厂

北京琉璃厂位于和平门以南的南新华街,是北京著名的书画古玩市场,在被称为琉璃厂东街和琉璃厂西街的东西横向的小街两侧,经营文玩字画和书籍的大小店铺林立其间。著名的经营字画、文房四宝的店铺荣宝斋在琉璃厂西街,汲古阁、中国书店在琉璃厂东街。京城的文化人,常出没于此,在这里淘换书画作品、采买文房四宝、选购古旧书籍。

博识多能 一代名家——胡佩衡和他的艺术

胡佩衡(1992～1962年),谱名锡铨,又名衡,字佩衡,号冷庵,以字行。蒙族。河北省涿县人。先后在北平师范、私立华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艺专任教职,主办过"中国山水画函授学社",又在北京琉璃厂创办豹文斋书画店。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画院画师兼院务委员。出版有《山水入门》、《山水画技法研究》、《王石谷画法抉微》、《齐白石画法欣赏与研究》、《胡佩衡画存》等。

博雅、隽永的刻铜艺术——简论姚华,陈衡恪的书画刻铜

一、不朽的刻铜艺术北京琉璃厂于民国初年制作的铜墨盒、铜镇尺,是著名书画家亲临指导,刻艺高超、精心创制的艺术品,深受人们喜爱,名传遐迩。众多名人、学士购置案头,既方便实用,又庄重典雅,其上镌刻的诗文,多是箴言、警语,益人心智,催人奋进。它与北京笺谱艺术一样,成为观赏艺术的珍品。鲁迅在北京所记的日记中,留下多处偕同陈师曾(衡恪)往琉璃厂同古堂的记载。这同古堂是一爿墨盒销,兼营篆刻,设在琉璃厂西头路南。《鲁迅日记》记载着自己及为别人在同古堂选购墨盒、镇尺的事,而饶有情趣的是邓云乡考证的,鲁迅手头有一买自同古堂的破墨盒子,多年置于案头。鲁迅偏爱上这“破”墨盒子,是由于它出自姚茫父(华)之手笔。足见茫父手书的刻铜在民初时期是深受文人喜爱的。

佣书忆旧录

余家籍河北省之衡水县,年在十五岁时,来北京琉璃厂古旧书店学徒,学习鉴别古籍版本知识,学习装订修补古书技能,并习写宋体书式,学徒期满出师后,个体背包送书求售于读者家中,并兼写宋体书根为生。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章伯钧先生写信介绍我给郭老送书,那时郭老住在西四南大院胡同五号。我第一次送书,郭老对我说。

回忆郭老访书二三事

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工作。回忆郭老在百忙之中还要抽出时间到厂肆防书,买些文房四宝。遇有明清老坑端砚,以及历代名人书法字帖,也喜欢欣赏收留。郭老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在书店里看不到他辛勤选书的身影了。忆及我给郭老书斋送书求售时,他曾很高兴地留下一册中唐诗人李贺的《诗歌编》。该书是影金刻本。此事表现了郭老的爱好。

孙殿起及其《贩书偶记》

孙殿起(1894——1958年),字耀卿,河北冀县人。'五四'运动以后,在北京琉璃厂经营旧书,为通学斋古籍店老板,专从贩卖事业历数十年之久。他是个有心人,很精通业务,工作的实践,不仅使他熟知目录学知识,而且具有丰富的鉴别版本的经验,并勤劳不息地将其所目睹、手经的书册,逐一做下了详细的记录,计有几万条之多。最后编撰成:《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清代禁书知见录》三书,竟成为现代一个有名的目录学家。

李大钊名言的由来

凡是读过《李大钊传》的人,都能熟记那脍炙人口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据史记载:这名句是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归国后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刊》担任总编辑时,由他亲自设计,每天出刊的报纸社论要配印一古钟图案,并在图案上刻一条警语,第六期警语。

理解·关心·支持——部分市人大委员、代表检查《档案法》执行情况花絮

“给市档案馆盖个新馆是它工作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检查中,委员和代表们对市档案馆新馆建设最为关切。市人大常委会文卫体委员会委员、西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齐(?)蕙一语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声:“给市档案馆盖个新馆是它工作发展的关键问题”。委员和代表们在听取了市档案局局长兼市档案馆馆长王国华的工作汇报后,实地察看了市档案馆档案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