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夕中国政治中文武关系的变化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 ,“偃武修文”呼声高涨。在地方政治层面 ,“文治”倾向表现明显。中央政府也采取措施 ,恢复“文治”。不过 ,对于北伐前夕北方军阀统治区域内文武关系的变化 ,尚不宜估计过高。军阀标榜“文治”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在实际政治操作中 ,主张“文治”的人往往是将实施文治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文”的色彩的军阀身上。中国政治因此出现了相当普遍的军阀政客相互为恶的局面。与北方形成对照 ,南方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则出现了顾维钧所说的“文武合流”的重要变化 ,“民军”、“党军”乃至“国军”的概念被慎重提了出来 ,“文治”开始有了某些实质性内容。国民革命军北伐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应该能够从这一差别中获得部分的解释。

以图论政与家国情怀——以北伐前夕《良友》画报图像新闻报道为例

《良友》画报创刊之际,正值北伐战争前夕,本文将从《良友》画报对北伐战争前夕的图像新闻报道中探寻其如何通过图片、文字传达其政治诉求和家国情怀。

北伐前夕西南军阀的矛盾和冲突

西南军阀,泛指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等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它形成于民国初年,是“独立”于北洋军阀以外、派系更为复杂的军阀集团。民国初年,西南军阀中,力量最强的,是唐继尧为首的滇系,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滇系控制了云南、贵州,势力伸展到四川;桂系控制了广东、广西,并且影响了湖南。北伐前夕,西南各派军阀中,桂系陆荣廷已经没落,为李宗仁、白崇禧新桂系所代替;粤系军阀已是名存实亡,湘系军阀丧失了独立性,而兵员众多、实力雄厚的。

太平军渡江北伐前夕的豫皖边区农民运动初探

一豫皖边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富有起义传统的地区,还溯秦汉之际,近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很少间断过对反动统治。

国奉关系与北伐前夕中国政局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至北伐战争爆发时,冯玉祥国民军与张作霖奉系军阀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竞相争斗,纵横离合于中国历史舞台。分析掌握国奉关系演变的轨迹,不难探寻到这一时期政潮起伏、战乱纷繁,以及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消长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北洋军阀史乃至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略论辛弃疾的一桩公案——兼及韩侂胄与开禧北伐

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临终的前几年里,赞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参预了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自此以后七百余年迄于今,根本否定韩侂胄与开禧北伐,从而以“谀韩”、“迎合”讥及辛弃疾者有之;把韩侂胄与辛弃疾比做泾渭分流,亟力为辛氏避讳、开脱者有之,此外,完全肯定韩侂胄和开禧北伐,认为韩、辛全然志同道合,进而彻底推倒历史旧案者亦有之。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以为,这是辛弃疾生平中的一件大事,应该弄清楚,给以正确的评价。根本否定韩侂胄与开禧北伐,因而对辛有微词,显然是一种偏见。但把韩、辛二人的为人,说得截然不同或者完全一致,则又确与历史事实不符,也难令人信服。本文拟就开禧北伐的是非与韩、辛之异同试作分析,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与北伐战争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组织了国民革命军,在广泛而深入的工农运动的推动下,进行了一场推翻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是一支劲旅,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支军队后来参与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于是在已往对北伐战争的研究中,则比较忽视这支军队,或不愿置评。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

《我来广东的志望》——郭沫若同志的一篇佚文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郭沫若同志从上海到广州,应聘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任文科(即文学院)学长职务。一个月之后,郭沫若同志撰写了《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高度评价了当时正在勃兴的国民革命,叙述了他在国民革命中应抱的宏图大志。该文充分反映了郭沫若同志在“广大”的实践,是接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影响和帮助,在思想上发生转变,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但迄今在关于郭沫若同志的著述目录、著作年表中却对该文的记载均未提及,或仍为空白。郭沫若同志本人也许由于北伐战争中戎马倥偬,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潜踪日本的流亡生涯,使他淡忘了这编短文,以致后来既未收入文集,也未在回忆中提及,实为莫大憾事。

龚心湛处理安徽教案

1914年5月25日.龚心湛赴安庆就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他刚一上任,就被安徽都督倪嗣冲委派去与洋人谈判一起教案.原来就在这一年的元月间,白朗为配合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亲率农民起义军从豫东南进袭安徽境内.连克六安、霍山重镇.焚毁衙署、监狱和教堂,并枪杀了反抗的法籍传教士奚凤鸣.为此,法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巨款赔恤.袁世凯即着令安徽部督倪嗣冲办理.倪嗣中正忙于镇压“二次革命”的余党,又苦于一时物色不到办洋务的官员.决定把此事暂搁一边“再议”,恰在这时龚心湛来了.他赶紧委派龚先去处理这件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