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文王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建议

北周文王碑是研究北魏、西魏、北周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职官及书法、雕塑艺术的珍贵资料,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型、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重要实物。大力加强对北周文王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能够充分发挥北周文王碑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作用,充分彰显北周文王碑作为西南地区北朝时期历史文化遗迹的唯一性和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独特性,对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北周文王碑》的拓本与辑本对比研究

本文将《北周文王碑》的拓本与辑本对比,发现辑本与原碑较为相似,作为更早的版本,其碑文与北朝形式风格接近,碑额应是后代补刻,其字形结构的处理、风格等方面与唐楷有部分相似之处,同时又兼具自身的书法特色和意趣。拓本则取法于魏碑和汉隶,书风更接近北朝书风。可见,书家对碑刻不同的理解影响拓本风格。本文参考拓本风格,从书法学的角度切入,以期在探求《北周文王碑》补刻的年代上提供论据,对后人学习《北周文王碑》有一定的参考性。

成都龙泉区北周文王碑再调查

北周文王碑刻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村八组大佛寺后的天落石上。近三十年来,学者们对于碑的性质、年代,碑旁34号龛与碑的关系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不同的观点。笔者经过仔细观察,从考古学叠压打破关系入手,结合龛像特征,认为现存第34号龛为文献上所记录的北周强独乐等为北周文王所造像佛道二尊像,但龛内像在北周武帝灭佛时可能就遭到了破坏,经过后代改刻、增补形成了现状。同意部分学者认为的现存碑刻是根据《周文王庙碑》和《后周宇文泰纪功碑》残碑拓本经续补之后的重刻。

北周天落石軍團

成都龍泉驛天落石的北周造像龕及摩崖碑刻,建立於西魏平蜀、關隴軍事體制向蜀地延伸的背景之下。造像者儀同三司强獨樂、大都督夫蒙儁分别出自氐、羌,統領的是一個在蜀地戍防的關隴軍團。碑文部分内容帶有口語講述轉寫色彩,强調宇文泰在賀拔岳去世前後的經歷,可能是親歷過其事的軍人記憶。結合强、夫蒙兩姓氏和相關造像題名來看,他們應來自渭水以北的氐、羌人口聚集區。北魏末年關隴動亂,這一地區的氐、羌等人口最終被吸納入尒朱天光、賀拔岳、侯莫陳悦、宇文泰軍團,成爲西魏北周軍事力量的重要支撑。西魏平蜀後,爲滿足迫切的軍國財賦需求,在蜀地大量增置州郡,導致反抗不斷。戍防於沱江中游的强獨樂軍團,一方面防禦舊梁殘餘勢力,一方面控遏山地蠻獠和鹽鐵資源。他們在戍防地爲去世的“先王”宇文泰造像立碑,紀念其勳業,既是漢晉以來紀功頌德碑刻傳統的延續,也是宗教影響下紀念性政治文化的新形態。

西魏蜀地的政区建设与治理

在萧梁末期荆益之争的趋势下,萧纪出蜀东征失败,导致蜀地势弱。宇文泰在西魏内部力排众议伐蜀,占据蜀地核心区。其后在“改置州郡及县”的方针下,以“剑阁-成都”一线为主轴,长江沿线为辅翼,大力改造、建设蜀地的政区,以削弱梁朝的影响。平蜀与蜀地政区建设,为西魏营造了巨大的权力空间。为杜绝武川“宿将”、长安魏廷染指蜀地,同州霸府通过垄断入蜀、出蜀的征调渠道,建立对蜀地地方行政系统的掌控权。但在此过程中,同州霸府内部围绕如何治蜀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承制”治蜀的尉迟迥意图施行文治教化的路线,大概偏离了宇文泰的设想,被征还朝。资历深厚的宇文贵代镇蜀地,践行军国体制的治蜀路线。该路线的残存内容——都督治县,被《北周文王碑》保留下来,成为考察魏末周初蜀地治理的重要线索。

成都龙泉驿北周强独乐造像考察记

本文所考察的北周强独乐造像与著名的北周文王碑同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岩村北"大佛岩摩崖造像"区内。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曾对"北周文王碑"做过大量释读,并对其真伪、年代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与之毗邻的34号龛佛道造像多持中晚唐造像之观点。本文结合"北周文王碑"碑文、造像组合、特征等,提出34号佛道合龛组合造像正是北周文王碑中所提到的强独乐为文王所造像,是四川境内最早的北周造像,意义重大,弥足珍贵。

多视角三维重建中的标尺控制

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不受设备、拍摄技术等的限制,能够快速、准确地建立三维模型、数字高程模型、正射影像图等成果,在考古发掘、研究等工作场景中被广泛应用。由于该技术生成的三维模型没有真实的空间关系信息,无法直接量取模型中真实的空间点位距离等数据。以陶井为实验对象,通过布测标尺,对其进行多视角三维重建,确定陶井三维模型的真实尺寸,并利用标记点建立坐标系,从而生成所需投影平面的正射影像图。实验表明,在多视角三维重建中使用标尺控制可生成高精度的正射影像图。该方法操作简便,不受场地限制,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北周文王碑正射影像图获取中进行了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