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堂书钞》校印考

《北堂书钞》是虞世南在隋朝时编撰的一部类书,以抄本形式流传近千年,始终无法摆脱若存若亡的困境。明朝初期,官方通过编撰类书,对存世文献进行整理。万历年间,陈禹谟顺应时代潮流,校补家藏的抄本,并出资印刷了《北堂书钞》的第一个刻本。入清之后,朴学兴起,类书因其在校勘辑佚方面的独特价值而受到重视。嘉庆年间,孙星衍联络严可均等名家,对影宋抄本进行校注,形成“七家校注本”。遗憾的是,刻了29卷之后,因为刻资不足而中止。光绪初年,出身朴学世家的姚觐元,为恢复《北堂书钞》原貌而进行校勘、摆印,可惜只有34卷存世。光绪七年,孔广陶自觉担当赓续文脉的伟大使命,在“七家校注本”的基础上续校并付梓,形成迄今为止最好的印本。《北堂书钞》的校印历程表明,文献典籍的整理是文化传承的基础,需要一代代学人因应时代要求,接续努力,守正创新。

宁夏图书馆馆藏西方教会文献概况(二)——与北堂藏书的渊源(下)

详细叙述了北堂藏书的构成、特点及其编目整理的过程,并就北堂藏书和遣使会图书的数量、藏书遗失的原因及遗失册数的确认,以及《北堂图书馆目录》在国内外流传及藏存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同时,通过对宁夏图书馆编制的书本式《馆藏天主教图书目录》(1-4册)著录的教会文献信息的研究和分析,以及对宁夏馆教会文献和北堂藏书上所盖的藏书图章的信息对比,初步证明了宁夏馆教会文献与北堂藏书有着深厚的渊源。

《北堂书目》:记录西学东渐的重要历史文献

《北堂书目》,是西学文献入华三次高潮的产物,是一本非常珍贵而罕见的西文目录书。本文论述了《北堂书目》的编纂背景和过程,分析了其中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记录,以及北堂藏书的主要内容、来源、《北堂书目》与七千部西书的关系以及它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北堂图书馆纪略

本文是时任北堂图书馆馆长惠泽霖(H.Verhaeren,C.M.)神文为其所编《北堂图书馆藏书目录》撰写的简介。它通过对17世纪开始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图书馆如南堂、东堂、北堂和西堂图书馆以及一些主教图书馆、私人教徒图书馆和地方教会图书馆的介绍,简要地概括了北堂图书馆及其藏书的历史渊源及变故。

《北堂书钞》成书年代考论

《北堂书钞》的成书时间,历来被认为是在隋代,虞世南任秘书郎之时。据《大唐新语》的记载及通过对隋唐秘书省制度、虞世南本人创作风格等的分析,可以认定此说不确,《北堂书钞》当成书于唐代,虞世南任秘书监之时。

“北堂”的变迁

清康熙皇帝亲政后，对天主教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沟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北堂建成。后因清朝政府与罗马教皇发生“礼仪之争”，北堂曾荒废一时。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归还”北堂。今日之北堂，是“庚子赔款”所建。本文通过北堂的变迁，阐述了天主教在北京的传播史。

知识分类对天人秩序的映照——以类书《北堂书钞》为例

类书是集聚知识的载体,所有类书作者都不可能摆脱生存环境而自行其是,无论编修主体怎样设定类目,都会受到自然与社会映象的无限诱导,或是自觉或是潜意识地将这种诱导激发的感知化为预设性的文字。沿着这个思路,加上中西关于分类的学说,形成了本文宗旨:知识分类是理解与诠释秩序的思维与方法,若是对原始思维、文明进程、类书分类的走向进行研究,以类书《北堂书钞》为样本,可以大致描绘出中国分类思维与具体操作的动态状貌;借助分类学说区分世界万象的能力,揭示分类是如何隐性地解释天人秩序,包括宇宙秩序、社会秩序与生活秩序。

《北堂书钞·乐部》引书初探

《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第一部类书,是我国古代的大型参考工具书。《北堂书钞·乐部》保存了隋以前大量的音乐文献。研究《北堂书钞·乐部》文献对今天的音乐史研究具有极大的帮助。本文以《北堂书钞·乐部》原注本和孔注本的引书资料为研究对象,对《北堂书钞·乐部》的引书情况作以整理,发现并探讨《北堂书钞·乐部》的引书情况变化的现象、特点及原因,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作准备。

宁夏图书馆馆藏西方教会文献概况(二)——与北堂藏书的渊源(上)

北堂藏书是17-19世纪西方传教士留在中国的一份厚重的历史遗产。本文从北堂的历史起源追溯，进而梳理了北堂藏书入华的历史背景，并详细描述了其形成及特点，以期寻找出宁夏图书馆西方教会文献与北堂藏书在其来源、形成背景及书籍特点上的关联。

虞世南与《北堂书钞》

虞世南是隋唐间著名的文学家,因其博学多才与德行忠直受到唐太宗的礼遇。他在隋朝大业年间纂集群书、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而成《北堂书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北堂书钞》的纂集原因,既为方便诗文创作,也为排解仕途的蹭蹬,亦符合类书发展的历史趋势。《北堂书钞》首开事文兼采的体例,集中而又有类别地保存了丰富的隋前文献资料,具有可贵的价值。

论《北堂书钞》的现代功能与价值

《北堂书钞》由虞世南编撰于隋,是我国现在最早的一部类书,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其编辑时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改变。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其功能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了大量古佚亡书,为古籍整理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它还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

北堂书钞所载《今日良宴会》应可确认为曹植之作

《北堂书钞》总计引曹植诗文73篇(不计入无篇名、不知文体者与考证非曹植作品《霖雨赋》),共185条,不知篇名与不知文体者24条,不论条目或校语,仅陈禹谟本有引曹植诗文者14条。《书钞》所引曹植诗文核对基本无误,北堂书钞所载《今日良宴会》"弹筝"两句为曹植所作无疑。书钞底本基本是魏文帝曹丕时命大臣所撰的《皇览》,其成书年代约于延康元年至黄初三年间,《皇览》成书时间早于木斋认为现存曹植集为魏明帝为掩盖不光彩的植甄恋情,删除以十九首为主体等植甄二人恋情的诗作之前,《北堂书钞》收录《今日良宴会》为曹植作,可能从《皇览》基础下而收,延康元年至黄初三年间尚未"重新整理"曹植文集,《今日良宴会》非关乎植甄恋情,因此暂且得到了保留。

清中期“北堂”天主教仪式音乐本土化研究

“北堂”是清中期北京地区天主教仪式活动较为活跃的场域。文章在对清中期北堂仪式用乐的历史考察中,发现其仪式用乐中已有诸如使用民族乐器、本土风格的仪式音乐作品等本土化现象。然而,从礼仪维度看,北堂仪式音乐本土化实践依旧处在核心礼仪音乐的外围。文章认为这种本土化现象的生成与传教士的处境和教廷法规相关,即本土文化与王权的在场,加之天主教自身倡导唱经的传统,促成了此时仪式音乐的本土化;而教廷规定的诸如“拉丁文”为唯一合法礼仪用语及礼仪音乐“去俗化”的法令,直接导致此时本土化处在一般性圣歌和礼仪音乐的边缘。

《北堂书钞》所引《傅子》小考

晋人傅玄所作《傅子》,价值颇高。《四库全书总目》曾赞曰"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然此书自至宋已亡佚大半。本文结合《北堂书钞》中保存的《傅子》引文,对《傅子》的作者、目录记载情况、后人辑本等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

虞世南和《北堂书钞》

虞世南（558-638），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唐初著名书法家、文学家，与魏徵、房玄龄等开国名臣同被画像列于凌烟阁，为唐太宗所推崇。他称虞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虞世南的书法代表作是正书碑刻《孔子庙堂碑》；所编辑的《北堂书钞》，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类书。

《北堂书钞》所引《诗经》点校札记

把《北堂书钞》中摘录的大量《诗经》引文校以《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可以研究《诗经》异文。《书钞》所引《诗经》异文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关系:假借、异体字、倒文致异、衍夺致异和同义词等。

隋钞本《三国志·蜀志》蠡测——《北堂书钞》研究资料之一

一、引言《北堂书钞》(以下简称《书钞》)160卷,虞世南撰。虞世南,《旧唐书》卷72有传。称'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大业初,累授秘书郎'。《书钞》题'隋秘书郎虞世南撰',其成书也在隋大业(605～618)初。秘书郎是秘书省的主要僚佐,秘书省'掌国之典籍图书'、'典司经籍'。世南正是利用这一条件,'钞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而'北堂者,(秘书)省之后堂,世南成书之所也'。本传又称,隋灭,世南降唐,太宗'引为秦府参军,寻转记室,仍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对掌文翰'。贞观七年(633)'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子',后进爵永兴公。

《北堂书钞》异文研究

随着年代推移,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出现较多讹误。唐代虞世南所编《北堂书钞》由于善本缺失,且年代久远,校勘后发现存在大量异文。其讹误现象一为脱字,二为讹字,且校本也存在不准确之处。对异文进行研究处理,对于恢复古书原貌,正本清源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