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构图法则探究——以北宋花鸟画为例

构图是要在有限的空间或平面里对所表现的形象进行组织,形成统一的整体。在绘画中,构图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认为"经营位置,画之总要",就是要根据画面表现的需要,建立符合自身审美要求的法则,如呼应、开合、露藏、繁简、疏密、虚实、参差等形成对立统一。春华秋实、阴晴雨雪都可以通过合理的构图艺术呈现,更好地表达画家的思想情感,展现画面的意境美。两宋时期是花鸟画的鼎峰时期,花鸟画取得重大的艺术成就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北宋花鸟画以写生为主,画家在精心布局的安排下,深入细致地观察物象的形体、结构,表现物象的自然状态、神韵美等,将画家对自然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自身生活的追求一一表现出来,达到形神兼备、中得心源。构图在花鸟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系到整幅画作的成败。尤其是折枝花鸟,关系到画面的出枝位置、姿态走向等,体现着人与自然、自然与生活体验的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表现着"登临览物之有得"的审美境界。文章以北宋花鸟画为例,分析中国画的构图法则。

浅析北宋花鸟画繁荣的文化因素

北宋时期,花鸟画在题材、风格流派上的发展趋于成熟,花鸟画也走向全民化和世俗化。这和当时的文化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综观学界对北宋时期花鸟画的许多研究,不论宫廷院体画还是文人画,大多都把花鸟画在北宋时期的繁荣发展归结于当时帝王对绘画的支持,尤其是宋徽宗。北宋文人士大夫处于当时社会的中上阶层,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花鸟画在该时期走向全民化、世俗化及繁荣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

“形神论”视野下的北宋“写生”观念

"形神论"在中国早期绘画中已经形成,在晋、唐时期开始有了飞跃性的发展,进入北宋,成为宋人绘画的一个基本发光点,而对于形似的思考是宋人绘画的核心内容。在花鸟画中出现了"写生"。当时的画家如赵昌、崔白等都十分重视"写生"。北宋的"写生"观念的形成使"形神论"在实践中更具可操作性,"写生"观念的确立使中国画自北宋开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一种观察方式。北宋的"写生"观念深受"形神论""理学"等因素的影响,发展到了极致。

变革审美格局的吴元瑜和他的《野雁图》

《野雁图》虽然无本款,无印鉴,无题跋,无著录,但笔者首先根据图式、羽毛技法以及绘画理念,求证此作为北宋作品,且与崔白、赵佶相关。以此为基础,笔者查找相关文献,归类北宋时期擅长鹅雁题材的数位画家,并依据各自的作品风格特征逐渐缩小作者范围。最为重要的是,笔者发现了两个隐秘知识,即从《野雁图》的土坡,判断出其间蕴含的成熟山水画技法,并在《宣和画谱》的御府藏画目中解读出吴元瑜擅长山水画这个未曾明确表述的重要信息,使得文献与图像相互呼应,结合其水墨特征,从而推断《野雁图》属吴元瑜真迹。这个实例说明解读文献和判断图像的重要性,即使没有任何辅助信息,仍然可以根据清晰的图像确定年代,还可通过隐秘的知识找到作者归属。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北宋花鸟画格局的变革,这一变革不太可能依靠几乎在野的崔白或在朝的吴元瑜单独完成,而更可能与崔白——吴元瑜——赵佶的师生传承链条相关,尤其是具备强大政治背景的学生加皇帝的赵佶,其影响力非常人可及。综合所有线索,判断崔白和吴元瑜变革北宋画坛的时间,应在11世纪后半期。

书画最华丽的一抹丹青

由于政局稳定,皇家画院提倡,北宋花鸟画昌盛一时。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大家崔白、赵昌、宋徽宗等人的一批花鸟画代表作。图为崔白的《枇杷孔雀图》局部,画面中央,雄孔雀立于批杷树干之上,昂首回望,棚如生,体现了北宋花鸟画“写生”的高超水平。孔雀又称“孔爵”有加官进爵之意,而满树枇杷则寓意收获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