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发与保护的生态背景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汇融的重要地区,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北庭故城遗址是北疆现存最大的故城遗址,正在建设新疆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古代新疆交通史、军事史、民族文化史、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对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初步探讨,为深入挖掘该遗址公园的文化内涵,开展可持续的保护与开发提供科学的依据,也为进一步探讨该区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奠定基础。

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

"考古遗址公园"是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提出的全新概念,而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具有巨大的潜力。"考古遗址公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规划要有目的性、前瞻性、公益性,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北庭故城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建设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积极推进对遗址开展可持续的考古与保护研究,准确把握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有计划、有步骤的稳步实施遗址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遗址公园建设要惠及民生,注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文化润疆背景下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开发与利用

北庭故城遗址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上重要的历史名城,其承载的历史资源为践行“文化润疆”工程,加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方面,提供丰富的内容,而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新疆唯一一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特有的科研、游览、休闲等功能,为阐释文化润疆提供便利的教育场所。通过对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活化遗产资源、打造特色品牌、创新宣传渠道等方式,对教育引导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和宗教观,增强“五个认同”,实施文化润疆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浅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性运营的现实与展望——以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新模式,在我国不同地域内都有所分布。文章以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通过综述的形式研究、总结其发展中的不足,以期更好地为大遗址保护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注解“文化润疆”工程及“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展示载体和宣传手段。

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工程中的生态恢复与景观重塑

文章主要探讨了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生态恢复与景观重塑,首先介绍了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其次分析了生态恢复的重要性及当前生态环境的现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生态恢复的方法,具体包括引入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种类、恢复水域与湿地以及开展土地治理等;再次重点讨论了关于景观重塑的目标,具体包括保护历史文化景观、打造自然景观以及将当地传统文化元素与遗址相结合来进一步丰富游客的参观体验;最后总结了生态恢复与景观重塑的效果,具体包括生态功能的恢复与改善、土壤质量的改善以及植被的恢复等。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梳理分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文献是践行“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的重要思路。运用文献分析软件Cite Space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5—2023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研究的477篇文献进行计量统计研究。研究发现:学者在理论拓展、政策解读、方法实践、路径探讨并辅以案例分析等方面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聚焦遗址保护、阐释与展示、国家公园、文旅融合等专题。但在理论和实证方面体现活化利用、社区参与、公众共享、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略显薄弱,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还需加强。未来需从突出国家属性、促进全民共享等视角提升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研究水平,加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本研究为整体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目标定位与发展态势,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数智赋能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智慧化场景服务体系构建

构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智慧化场景服务体系,对于促进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公众感知体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网络调研法调查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景服务现状,探讨数智赋能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智慧化场景服务诉求,构建涵盖基础支持层、数据处理层、技术分析层、场景服务层、虚实共生层五个层次的智慧化场景服务体系架构,并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服务体系建设的保障策略,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景服务智慧化发展提供参考。

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体制优化策略研究

体制机制是政策法规或规划制度等落地实施的保障,直接影响到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实现高效的保护利用,一个与之匹配的管理体制是其前提与保障。通过研究发现,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存在管理体制层级多、管理协调机制不完善、保护管理专业人员不足等问题。因此,建议结合对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探索,进一步明确保护管理职责、优化保护管理模式、推进运营模式创新、提升保护管理与经营能力,促进遗产有效保存保护和价值传承弘扬。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研究——以鲁国故城遗址为例

以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运营为例,分析如何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的科研、教育和游憩功能。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考古遗址公园,如何解决建设运营资金短缺,且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等问题,最终使考古遗址公园自身形成“造血”机制,达到遗址公园经营反哺遗址保护状态。从基本定位与优惠政策,遗址公园运营模式,公共考古与公众参与,区域资源整合,文旅产业与创意产业开发,搭建平台引入社会资金等六个方面,提出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运营的具体策略,以期为其它考古遗址公园提供参考。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化传播手段应用研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重要载体,具有功能上的综合性和形式上的多样性。丰富的数字化技术可以突破时间与空间上的局限,探索考古学研究成果可呈现的更多可能性。对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化传播手段应用情况的梳理显示,目前已建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70%以上采用了数字化传播方式进行展示互动,但其中仅有极少数可不依托室内空间进行遗址实地虚拟展示。总体上数字化建设水平差距较大;且由于技术水平不足而受限于承载空间环境,灵活性较差;另外还存在数字化展示传播项目缺乏公众共建共享、阐释能力和水平不足、真实性与完整性无法完全保证等问题亟待解决。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提出需在实践中提升数字化传播理论指导体系的科学性,以人为本、因地制宜,跨界融合借鉴整合优势资源,加强技术进步打破时空限制,挖掘文化内涵突破创新瓶颈,尊重人文关怀服务细分市场,重视环境保护保证真实完整,带动公众参与实现共建共享,建设人才队伍保障智力支持,制定行业标准规范有序发展,构建多语言体系实现国际化站位等建议,借助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的保护与传承。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视域下的遗址阐释与展示研究--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文化内涵和价值阐释的创新展示利用方式,也是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展示的不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输,也是双向的价值选择呈现过程。在大型考古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化工作向公众共享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坚持专业深度、延伸公共属性,既是促进考古遗址类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创新遗产活力的重要方面。文章以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从考古遗址历史文化内涵出发,梳理考古遗址价值阐释与展示主题,进而探讨考古遗址阐释与展示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大遗址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转化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遗址保护开发的重要方式,在全国尺度下分析不同地区大遗址的数量和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转化的比率,有助于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合理布局。以文化地理分区、社会经济规模、遗址(公园)与城市的距离等作为影响因素,讨论全国大遗址数量和转化率的空间分布差异性。结果表明: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最近邻距离指数都小于1,呈聚集型分布,但转化率存在空间不平衡的情况。在文化地理分区中,中国东部农业文化区大遗址的转化率更高。在经济区域尺度上,大遗址转化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协同共进、经济进取、遗址关注和消极滞后四种类型。除西北地区外,城市近郊的大遗址更容易转化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新疆北庭故城将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2010年开始，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处的北庭故城和北庭西大寺将建成集考古、科研、保护和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此工程为期三年，总投资1900万元人民币。

楚纪南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前瞻性思考

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大遗址保护实践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相结合的产物。建设楚纪南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当前楚纪南故城遗址保护和利用的现实选择。按照规划,楚纪南故城国家考古遗址的建设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未来的建设中,楚纪南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注意五个方面:选择适宜的建设模式;准确把握建设定位;持续开展考古与保护研究;避免贪多求快;采用特许经营制度。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研究

在当前教育双减和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普遍开展了研学活动。本文基于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的研学活动情况,尝试从活动类型、目标对象、策划主题等方面对研学活动进行类型划分,分析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展研学活动所具备的整体性、场景性、系统性和愉悦性优势。得益于整体保护原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开展教育活动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场景的复原,形成“沉浸式”的体验环境。不同于传统教育环境的场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学活动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但由于策划主体的多样化,这些研学活动存着着一些问题。在缺乏系统活动反馈、地方监管和活动独特性的现状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当始终坚持以保护遗址本体为优先、以提升研学活动质量为导向、以推动多主体参与为途径,不断丰富研学活动。

基于SWOT分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研究--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够兼顾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已成为当前大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主流模式。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运用SWOT理论,系统分析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结合遗址区周边环境特征,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探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贾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研究

地处乡村地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兼顾文物安全、文化传承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将大型古遗址保护利用融入所在区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更好地赋能乡村振兴。贾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发展过程中采用“村遗一体”的发展模式,在进行考古遗址展示与保护的同时,改善了乡村地区的区域环境,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但现阶段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应注重增强文旅融合深度、提升保护利用能级、传承贾湖农耕文明、提升村遗互动水平,以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浅谈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物业管理模式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物业管理直接或间接影响其遗址展示、环境形象与公众服务等重要职能的落实,也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其事业发展水平。物业管理应属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近年来针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研究忽视了这部分的内容。文章分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物业管理的主要内容,归纳其特点,在分析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物业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物业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刍议考古工作在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以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考古工作是我国大型遗址保护展示的科学依据和基础,贯穿于大遗址保护展示的始终。考古遗址是一项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可以被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同时也需要人类的共同保护。随着多学科研究逐步介入考古领域,为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拓宽了视野,奠定了科学保护利用的基石。该文以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为例,简述了齐国故城历史及其科学、社会价值和在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地位,介绍了考古勘探、调查、发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及其在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与展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说明将“考古工作贯穿于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始终”这一工作思路的正确性。

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馆园一体化”运营实践初探——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在我国,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建设已有多年实践,但是关于两者的一体化运营的研究尚在探索中。长期以来,由于受限于体制机制和属地的制约,多数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被置于不同行政部门的管理之下,甚至被多头管理,各自发展,难以形成合力,既不利于各自的高水平发展,又制约遗址公园保护管理水平的提升,影响大遗址综合作用的发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典型的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对带动大遗址的全面保护具有示范作用。2022年,根据洛阳市委决策部署要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与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一体化管理,二者的“馆园一体化”运营实践已经打开新局面。该选题项目聚焦上述问题,旨在通过二者的一体化运营实践,对大遗址保护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