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北方草原生态价值核算及其时空差异特征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具有多元生态服务,探索草原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对于草原保护修复与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草原生态价值尚未形成公认的评估框架和准确的核算方法。定位于北方草原,以内蒙古天然草原为典型案例区,提出了“支持-供给-调节-文化”服务价值四类共计19项的草原生态价值评估体系,基于地面采样、野外观测、遥感解译、模型模拟和统计等多源数据,在像元尺度上核算了2000—2020年草原生态价值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和动态演变规律。结果表明:近20年来内蒙古草原生态价值多年均值为17640.60亿元/a,约为自治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8607.23亿元/a)的2.05倍,每公顷草原提供的生态价值为2.34万元/hm^(2),总体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其中,草原调节服务价值最高,多年均值6676.44亿元/a,占比53.68%;其次为草原支持服务价值,多年均值为6293.96亿元/a,占比35.13%;草原供给和文化服务价值多年均值分别为3796.27亿元/a(6.24%)和873.93亿元/a(4.95%)。从具体指标来看,防风固沙价值量最高(5858.86亿元/a和33.21%);从各地区来看,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价值最高(4701.81亿元/a和26.65%)。20年间,草原生态价值呈显著增加趋势(439.45亿元/a,P<0.05),其中以草原文化服务价值增加最为明显。本方法和案例可为量化草原生态价值提供参考范式,并有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立,推动草原侵占用等生态补偿方案的优化。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传统家具造物及多元文化探析

北方草原传统家具造物根植于特有的游牧文化土壤,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折射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审美偏好与信仰观念,并因展示多元文化融合的演进历程而具研究价值。文章通过实物、图像及文献资料对其进行历史溯源与演化梳理;以其所处的建筑空间与文化场域为视角,解读毡庐场域、府衙场域及寺庙场域所用家具在功能性质、工艺构造及装饰技艺等方面的造物特征;结合北方草原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变迁,分析与探讨传统家具造物中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共存;亦可佐证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传统家具不仅是游牧文化本身影响使然,也是该地区跨地域多元文化交融与跨文化多元信仰共存的结果。

北方草原彩绘岩画数字化保护新路径

岩画作为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艺术表达形式,对人类文化、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方面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北方岩画主要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等丝绸之路沿线省区分布,数量众多且年代久远。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备受大众关注。本文以北方草原大兴安岭彩绘岩画为例,探讨北方草原彩绘岩画数字化保护的新趋势、新功能、新路径,对比传统岩画的展示方式,重点分析北方草原彩绘岩画线上专题展示路径与数据库建设工作,为我国北方岩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提供经验启示。

干旱对中国北方草原总初级生产力影响的时滞和累积效应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干旱事件的增加对植被的光合作用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严重影响了陆地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基于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SPEI base v.2.7)和总初级生产力数据集(GOSIF GPP)研究了干旱对中国北方草原GPP的累积和时滞效应,利用Sen’s斜率、Mann-Kendall(MK)趋势检验、Mann-Kendall突变检验研究了GPP和SPEI在研究期内的时空变化,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探究了干旱对北方草原GPP的累积和时滞效应。结果表明:(1)2001—2020年期间北方草原多年平均GPP呈现东北地区高、西南地区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多年平均SPEI呈现东北地区低、西南地区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且SPEI和GPP的年平均值都随时间变化呈现上升趋势。(2)干旱对北方草原84.99%的区域有累积效应,最长累积时间尺度主要集中在3~4个月,覆盖北方草原的39.82%;干旱对北方草原63.11%的区域有滞后效应,且主要发生在7个月,覆盖北方草原的19.73%。(3)通过对比不同水分条件下二者的变化趋势,发现干旱对草原GPP的累积效应强于时滞效应。

中国北方草原对气候干旱的响应

草原生长动态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分条件。为了较好阐明草原生长与干旱气候关系,利用表征草原生长变化的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指数和表征干旱的SPI(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指数研究了荒漠草原、典型草原、草甸草原与干旱气候的线性关系,表明荒漠草原的生长动态受季节性干旱影响很大,短期、中长期和长期干旱对荒漠草原影响较小。典型草原对季节性干旱响应较强,而对短期、中长期和长期的干旱响应较弱。草甸草原对季节性和长期干旱响应较强。并且草原对降雨量的响应具有时滞效应,水分盈亏对草原的影响是累积效应。利用基于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和简单回归模型模拟了草原NDVI对SPI指数的响应关系,基于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显示出对草原NDVI与SPI关系的较优拟合度。表明了草原生长动态对干旱气候响应具有季节性效应。

北方草原牧户心理载畜率与草畜平衡模式转移研究

从牧户角度出发,以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中3个典型旗县的典型牧户为对象,运用入户调研、野外试验及模型模拟的方法,研究了北方草原牧户草畜平衡决策行为。结果表明:牧户存在心理载畜率,其主导着牧户的草畜平衡决策行为;不同经济水平的牧户在畜牧业生产中表现出不同的草场流转等调整适应行为,但不同经济水平牧户草场生态状况趋同,反映了不同经济水平牧户心理载畜率趋同;距最近公路距离、户主年龄、是否嘎查干部、民族属性及现有存栏数等因素是显著影响牧户心理载畜率的因素,决定着牧户是否继续扩大牲畜规模的意向;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分段式实现减畜目标、规模化联合降低心理载畜率、辨识和选择心理载畜率影响因素和牧户等途径,实现牧户心理载畜率模式向生态优化载畜率模式的转移,并提出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科技支撑建议,为我国草原退化治理和实现草畜平衡提供系统、切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北方草原牧户心理载畜率与草畜平衡生态管理途径

探讨牧户心理载畜率与草畜平衡生态管理的途径对于草原有效减畜、遏止草原退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情景实验及综合分析等多种方法,探讨了北方草原牧户心理载畜率的存在、计算和影响因素,以及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特征和可能的生态管理途径。研究发现,在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牧户行为属"有限理性",是有限理性的"生态经济人",风险规避是其基本特征,牧户生产决策表现出禀赋效应、损失厌恶、框架效应等;牧户草场所属草原类型和牲畜存栏数显著影响牧户对草场超载的认知和判断,在不同草原类型区,户主文化水平、性别、民族和是否嘎查干部等亦显著影响牧户对超载的认知和判断;需采取基于进化博弈的分步式、合作式及示范引导式的适应性减畜的生态管理途径,以实现牧户心理载畜率向生态优化载畜率的转移,实现优化牧户生产方式、减少牲畜数量、治理草原退化、北方牧区生态和牧民经济双赢的目标。

中国北方草原沙化现状与趋势

本研究借助遥感技术和地面实测数据,在初步建立植被盖度、沙丘活动强度等监测指标的基础上,采用内蒙、吉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6省(区)草地17000km记录的1000多个地面解译标志和2003年7～8月的MODIS数据,对我国北方的草地沙化状况进行监测,分析了我国北方2003年7个草地类型和各省(区)草地沙化动态趋势及分布,并提出北方草原沙化的控制对策。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评价研究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运用Delphi专家咨询法构建了包含5个目标层指标和15个指标层指标的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中国北方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原化荒漠、山地草原6大草原类型15个旗县727户牧户生计资本状况,探讨牧户及区域尺度牧户脆弱性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两轮专家咨询的专家意见协调系数分别为0.445和0.692,经卡方检验P<0.01,可见该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可信;2)中国北方草原区牧户生计资本存量低,牧户家庭脆弱性指数均值为0.2990,脆弱性高;3)依据牧户脆弱性指数的大小,运用K-means Cluster方法进行样本聚类,根据聚类结果可将牧户脆弱性分为高低两类,聚类分析结果通过方差检验,F值极显著;4)高脆弱性牧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大类生计资本存量显著低于低脆弱性牧户;5)区域尺度牧户脆弱性指数由高到低依次为山地草原>草原化荒漠>荒漠草原>沙地草原>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区域尺度牧户脆弱性自西向东依次减小明显地带性规律。

北方草原区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

针对我国北方草原区气候变化敏感脆弱,草原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研究薄弱,特别是在全民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牧户适应能力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基于气象数据、树木年轮、问卷调研等数据,系统研究了区域气候变化趋势,区域、县域、牧户三个层面的气候变化脆弱性,以及牧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行为。提出以下观点:北方草原区气候年际、年代际和世纪3个尺度"暖旱化"趋势增强;生态环境本底越好,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越强;牧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存在传导途径与偏差。在此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心理载畜率"内涵,从全新的视角剖析了当前草原放牧超载的原因,并面向不同管理层次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北方草原牧民对极端干旱感知的季节敏感性研究

为深入探究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适应过程,基于"感知-适应"框架,利用人群感知与干旱时间序列之间关系,即Pa-PI相关的研究方法,以内蒙古典型地区为例,研究了北方草原牧民对极端干旱感知的季节敏感性。结果表明:牧民对极端干旱发生年份的感知强度随时间序列非均匀递增,且对干旱强度具正向的依赖性;牧民感知以夏旱敏感为主,其敏感度大于春、秋、冬、跨季节及全年干旱;而同一地区的敏感季在不同年代段具不稳定性,随时间变动;在年代之间,时间越近牧民对极端干旱的识别越敏感。比较年、季、月等尺度干旱发生对牧民感知结果的解释能力,发现月尺度比季及以上尺度的解释力下降,表明牧民对极端干旱的感知主要是根据季及以上时间尺度的判断。

加快构筑北方草原生态安全屏障产业和技术融合发展体系的思考

我国北方草原面积辽阔,生态类型和生物多样性丰富,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速构建北方草原生态安全屏障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论述北方草原生态系统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基础上,从系统综合的角度提出"完整、稳定、活力、美丽"的建设目标,对北方草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并提出要实现北方草原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目标,必须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打造退化草原修复、生态草牧场发展、大数据驱动3个方面的技术支撑体系;同时,必须坚持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才是有效的、可行的双轮驱动实现路径。

北方草原走廊、文化与“一带一路”文化传播

文章认为,"北方草原走廊"从区域地理学上讲,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全部、东北三省部分地区。划定一条北方草原走廊带、并对北方草原走廊地域范畴进行学术界定,对于民族社会学、草原文化学研究能有一个新的视野,无疑是21世纪民族学研究的新思路;亦是"一带一路"新战略的文化思考,促使北方草原文化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蓝图尽文化传播职责。

我国北方草原蝗灾气象监测预警技术探讨

本文对草原蝗灾监测预警技术方法进行了系统归纳,并简述3S在草原蝗灾监测预警中的应用,同时,重点介绍了北方草原蝗灾气象等级(气象适宜度)预报关键技术,对蝗灾监测预警、提高防灾减灾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立足中国北方草原、面向欧亚草原的保护和发展的思考和实践

草原是地球表面最主要的陆地生态系统。欧亚草原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较好的草原区，在地域上可以划分为黑海一哈萨克斯坦草原亚区、亚洲中部草原亚区椭藏高原草原亚区，我国北方草原是欧亚大陆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欧亚草原在欧亚文明文化发展交流、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发挥着多种功能和用途。然而，由于草原生态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加之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目前欧亚大陆草原植被退化、物种减少、遗传多样性丧失、生产力下降现象十分严重。以我国草原为例，

北方草原文化南渐研究——以滇文化为中心

从青铜时代始,北方地区形成了众多特征各异又相互联系的游牧文化。由于游牧民族在北方地区长期大范围活动,使得北方各地文化彼此影响、相互借鉴,出现了相当多的同类文化特征,并通过藏彝走廊等途径对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滇文化中出现的大量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即是其向南辐射的结果,从中可见草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万里茶道: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线路。有清一代,茶叶是中国出口俄国的大宗商品之一种,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往来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清代,以茶叶贸易为核心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万里茶道。万里茶道也成为此时期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新阶段,极大地推动了清代中国与俄国等周边国家及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时至今日,在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万里茶道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借鉴意义。

先秦时期北方草原玉石之路新考

先秦昆仑山在阴山地区,并非是今日新疆与西藏之间的昆仑山脉;传说中输送美玉的昆山玉路,不经河西走廊而必过雁门。从辽河上游牛河梁出发一路向西,经由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可达阴山、河套、贺兰山地区;中途向南进入中原锁钥雁门关,经汾河谷地可达中原。这条"丁"字形线路,能把我国上古时期最主要的几支玉文化联成一体,它才是昆山玉路的主干道。这条路曾起到沟通南北不同文化的作用,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单纯促进货物交换的意义。

北方草原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

本文从北方草原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剖析该地区族群生态环境保护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文章认为，北方草原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尽管这些思想还不够系统规范，但仍然表明他们不是北方草原环境恶化的责任者，而是自己祖祖辈辈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北方草原文化交融现象的必然发生与历史作用

文化交融是人类立足于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一种目的性和实际意义都相当明确的系统性行为,是主观需要同客观条件互动的结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而不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通过对抗与非对抗形式进行的文化交融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但其最高的表现形态是文化心理的接近与认同,而不是"文化中心"的转移。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在国家、民族利益上共同心理的形成便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成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所经历的一个必然的聚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