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江南士人的北游与接纳元朝政权的心路——以汪梦斗《北游集》为中心

汪梦斗是元初北游南士之一,据《北游集》考察其北上路线,发现他经行故宋和金、辽国土时心态情感也随之变化。北游经历使他与北地建立了现实联系,又强化了其江南儒士的自我意识。是否出仕新朝,汪梦斗内心矛盾,主要缘于其学术在大都未获响应,又背负着能否坚守节义的精神压力;但主张和平顺应的历史观、中国九州地理观、大一统的政治伦理观导向他接纳新朝。汪梦斗最终以在家乡讲学弘道为职志,这是他出任元朝儒学教授的价值支撑。摆脱遗民视角遮蔽以观察南士北游现象,发现他们有功于推扩江南儒学在元朝的影响,有利于元朝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维系、文化融合与民族认同。

楚石北游之旅研究

临济宗僧人楚石梵琦在二十八岁时,应诏赴京,书写金字《大藏经》。在北游之旅中,楚石禅师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运河、大都、上都风俗民情的北游纪行诗。尤为关键的是,楚石在北游途中修行不辍,日常勤奋履践佛教仪轨,修道境界得以提升,后于京师承天门闻鼓声而开悟。在他的诗歌中也反映出大都的佛教史实。在大都与上都期间,楚石广泛结交儒、释、道三教人物,从而突破了僧人狭隘的交际圈。作为一位浙僧,楚石在北游之旅中因为地理、文化、宗教的不同,而产生了浓浓的江南之思。

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

顾炎武出生于江南,却在北游活动中把下半生交付给北方,并终老于此。顾炎武之所以走上北游的不归路,他的地域倾向性(即钟爱北方,尤其是西北,而对南方心存偏见)是众多原因之一。探寻这种地域倾向性产生的原由所在,笔者认为,主要有魏晋以降北方学术文化观的影响、顾氏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顾氏个人的人生经历三个方面原因。

顾炎武北游期间的经济生活

顾炎武北游期间,广泛地经营过产业,为其学术活动、遗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对其北游期间经济生活的考察,一方面,可以窥见顾氏实学经世品格之一斑;另一方面,可以深切感受其独立自持的人格风范。

顾炎武北游不归之原因探析

顾炎武开始长达25年的北游生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昆山故里,终客死山西曲沃。关于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引起了后世学人的广泛关注。在爬梳史料和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北游前段,他因为躲避来自里豪和家族内部的迫害不敢归;二是在北游后段,他因为经济上的窘迫而不能归;三是超越前段不敢归和后段不能归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基于遗民心理的不忍归。面对恢复希望渐趋渺茫的形势,他强忍不归。

《北游》:放逐者的自在诉求与理性追索——兼论冯至的诗学转型

《北游》是冯至诗学发展历程中具有过渡意义的一首长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时代精神状况的不满 ,与艾略特的《荒原》在本质上相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

道、形、器的术语及逻辑——以庄子《知北游》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方法的研究,研究者众且研究角度丰富。但综观而言,仍难言已打开了对概念、命题讨论的关系网。史宁中先生近年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方法,做出了独具匠心的、开创性的研究。按照史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逻辑的挖掘思路对《老子》、《庄子》、《墨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典籍进行研读,以道、形、器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术语展开继续研究,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本组文章努力尝试发现并进一步确证: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思辨性和大一统性的思想特征。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与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在发生时间上早于西方、在深刻性上高于西方、在理论形态上以辩证逻辑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这种研究对于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化的思辨规律、思想特质、理论形态和发展脉络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人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开创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具有引导价值。

徐霞客北游、川游问题新识

徐霞客作为明末的大旅行家,一生游踪经历了大半个中国(约当今天的二十个省区)。考其游经路线,其在苏、沪、浙、皖、赣、闽、鄂、豫、晋、陕、鲁、湘、黔、桂、滇等省区的游踪或有记录,或可推测,即便在粤、津、京的游踪也可考订。但有关徐霞客在川境、京师以北一带的游踪,仍有可探之疑点,争议颇大,这在褚绍唐教授的《徐霞客旅行考察路线图集》中也只能空缺不标、留作悬案。本文就这些疑点,提出新识,以期众方家讨论。

唐代后期士人北游河朔原因探析

隋唐科举制兴起后,唐代士人趋于科举之选,但唐廷科举仕进之艰难及河朔藩镇重用文儒之士的不同政策,却使唐代后期形成士人北游河朔的现象。就此而论,历史上长期的局部割据政权虽有造成社会倒退的一面,但亦存在维持地方文化发展的特点。

张炎北游时间是一年不是十一年——与谢桃坊先生商榷

张炎北游大都有一年和十一年之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本文通过查阅近来新出材料,并对张炎词作再编年以及对相关材料再解释,否定十一年说。认为张炎北游时间只能是一年。

从权力边缘到话语中心:元代南士北游及诗坛图景演进

以求仕、扩大视野、增长学识为主要目的的元代南士北游,在将南方儒学与诗文观念传布北方的同时,其自身也得江山之助,一改宋以来诗坛狭窄委琐之气。在南北交流的过程中,南士逐渐成为元代诗坛的主导力量,掌握了诗歌话语权和理论阐释权,复古最终成为一种潮流。他们在北游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南士在文学创作格局中的影响力,而且将宋型文化延续光大,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下南北诗文风气的大一统局面和以大都文化圈为核心的元代诗坛。但其与北方文士在"雅正"理论和效果上的不同,实则暗含着文化权力秩序的差异与矛盾。

冯至《北游及其他》新探

冯至先生自己和许多学者认为 :《北游及其他》是诗人此前的《昨日之歌》的进展。本文对此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北游及其他》虽有《月下欢歌》、《南方的夜》等不俗之作 ,但无如《蛇》、《在郊原》、《我是一条河》这样的绝响 ,也没有《吹箫人》、《帷幔》、《蚕马》、《寺门之前》这样优美的叙事长诗。

山河、人物与历史——顾亭林北游的文化心境透视

顾亭林四十五岁开始北游,直至他七十岁客死山西曲沃,"游"乃其生命最后二十五年的基本状态。本文结合顾亭林的诗文著作,从其行游中体悟到的山河、人物、历史三个方面,透视了顾亭林北游的文化心境。

戴本孝1666～1668年的北游始末——兼论其《赠冒青若山水册》中的自我遗民形塑

安徽画家戴本孝在其父戴重抗清绝食而死之后,二十年尊父遗训隐居和州迢迢谷。从其《余生诗稿》可知,1666~1668年的北游是其生命的转折点。首先,戴本孝以45岁为界将其诗稿亲订为《前生集》和《余生集》,而1666年出发的北游即为"前生"之终点,"余生"之起点。其次,戴本孝的北游包含着投诗、赠画、怀古、写生等文化活动,而他在这些活动中无不将自身的遗民志向或明或暗地进行了表达,处处谨慎自律,细节处可见一个以孝为忠的遗民的家国情怀。但同时戴本孝也记录时事,表达出对康熙盛世都城繁盛的赞叹,感情显现出复杂性。由戴本孝诗文可知,《赠冒青若山水册》并非专为冒青若所画,而它的创作和传播过程集中体现出戴本孝此际的身份焦虑。

《北游》:放逐者的诉求与追索——兼论冯至的转型倾向

《北游》是冯至诗学发展历程中具有过渡意义的一首长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不满。其与艾略特的《荒原》有内质上的相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及加缪有关荒诞与拯救的思想也在该诗中有所体现。

灵魂裂变的声音——浅论冯至《北游》的现代性及其产生背景

冯至的记行长诗《北游》不仅呈现了诗人北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而且发出了诗人因不甘沉沦,执着追求而导致灵魂裂变时沉闷的声音。诗作中关于人生无路的悲哀,个体存在的孤独,生与死的秘密等问题的探索,表明此时的冯至已具备了探索现代性的初步自觉。该文试图对《北游》的现代性作出解读,并试图从昨日的沉淀、现实的赐予、外来的养分三方面对这种现代性的产生作出阐释。文章认为,正是冯至对现代性的这种自觉,为他30年代留学德国时亲近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诗人里尔克等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更为他40年代《十四行集》的成功面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邪神的碑传——从民间信仰看《南游记》、《北游记》

一般认为《四游记》是明时儒道释“三教合一”思想的产物,但其实这四部作品既非出于同一作者,思想倾向也不尽一致,而将其合刊为一更非其问世之时,实乃清人嘉庆间之举。就思想倾向而言,在这四部作品中,受到较多关注的《西游记》与《东游记》,其思想渊源或可如上所说。而另两记则不然。

战火硝烟时代的记游之曲——卢前《北游草》初论

抗日战争时期,曲学大师卢前曾经把自己随国民参政会慰问团北上劳军所做近百首散曲作品结集为《北游草》。这些记游之曲,井然有序地记录了慰问团历时两个多月的行程,艺术地再现了国民参政会当年的一次劳军视察活动。作者记载和歌咏了沿途的名胜古迹,书写了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拓宽了散曲艺术的表现领域。这些作品既有历史的史料价值,也有艺术的欣赏价值。

惊奇之美与黍离之悲——张炎北游词浅析

宋代遗民词人张炎的北游词词情内潜,而词境开阔,形成了沉郁深厚的情感张力,在300多首玉田词中独标一格。张炎北游词艺术风格的形成既得力于北方自然山水的苍凉粗犷之美,又来自于词人融亡国之恨与身世之悲于一体的抒情方式。张炎的北游之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词人的创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词清秀有余而气魄不足的弊病。

“四全媒体”视阈下云南大象北游的创新传播

2021年6月以来,全国乃至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网络,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关于云南大象北游的报道已然成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全媒体”建设的新尝试,也是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经典。在这一事件报道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比翼齐飞,各类媒体各领风骚,及时跟进、全程参与、全息解读、有效发声,获得了国内外受众的普遍认可,该系列报道也因此被大家戏称为“年度最佳国家形象宣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