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印太转向:战略逻辑演进、新动向与前景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深化和俄乌冲突两大战略背景下,在美国压力下,北约积极推动印太转向。北约不仅视中国为“系统性挑战”,强调“印太地区对北约重要”和欧亚安全不可分割,还高度“关切”印太海洋安全,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太四国”机制化联系,推进防务及新兴科技领域务实合作。这一基于“一体化威慑”战略逻辑的北约印太转向,与20世纪90年代及“9·11”事件后基于“合作安全”的战略逻辑大异其趣,表现出新形势下北约印太转向的新动向与新特点。展望未来,受制于北约核心战略利益、军事能力、北约内部分歧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等诸多因素限制,北约印太转向始终存在“天花板”,也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北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动因与影响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北约近年来致力于推进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其数字能力。北约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主要体现在战略目标、战略领域、战略举措三个层面:在战略目标层面,其明确追求实现多域作战和增强互操作性;在战略领域层面,其着力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战略举措层面,其重视组织架构完善、数字基建建设、数字技能培训三者的有机结合。北约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受多重因素影响,既由北约战略环境面临的数字风险与挑战所决定,也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数字化议程塑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北约“技术制胜”战略传统的内在驱动。北约数字化转型与新一轮北约战略转型、大国数字竞争相呼应,对联盟运行、大国关系及全球数字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保持北约技术优势,助推联盟战略转型;另一方面,它也会加剧大国数字竞争,扰乱全球数字治理进程。

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

作为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实质是欧美关系,属于跨大西洋同盟的派生和延伸。依托于跨大西洋同盟框架,欧盟与北约关系以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为主轴,经历了一个从派生性关系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并继而浮现“联盟化”趋势的渐进发展过程。特定国际形势下的美国对欧政策、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美关系是影响欧盟与北约关系演进的重要因素。“联盟化”趋势的浮现反映了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新变化,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其局限性依然明显。今后,竞合并存、合作性竞争将是欧盟与北约关系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互动模式,“联盟化”趋势中竞合同步深化或将是一个突出特点。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不仅关涉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而且深刻影响全球政治与安全格局,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带来严峻挑战。

北约战略传播政策发展历程与启示

为深入探讨北约基于冷战后军事行动经验教训及对国际战略形势研判而形成的战略传播理念,通过文献研究法,回顾北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战略传播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梳理出4个阶段的主要进展,分析其内在发展逻辑和现实考虑。总结得出北约战略传播理论与政策发展的5个特点,并从加强理论探索、加强主体协同、加强受众研究、加强政策文件的制定完善以及加强科技手段的应用创新等5个方面提出了启示建议。

美日韩关系“北约化”遗祸东北亚

戴维营峰会展示出的美日韩关系“北约化”,是朝鲜半岛及东北亚未来可能生战生乱的根本原因。美国拜登政府诱压日韩两国政府,改变了亚洲以往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模式,树立起三国安全密不可分的新地缘观,形成全面合作的准同盟机制,将遗祸东北亚。该机制可概括为:核为媒、情相连、兵同轨、物共享、链整合。美国对其军事力量进行全球布局和结构调整,推动军事要素与战略资源东移,东北亚面临变成主战场和火药桶的风险。2024年将是美日韩三国“惊险”的选举之年,选情扑朔迷离,对三边合作整合将起反作用。日韩两国围绕美国核保护伞的“延伸威慑”,亦存在不小分歧。

后冷战时期北约的管理理念与制度分析

北约管理制度涉及四个方面:政治与军事领导层、官僚机构、武装力量、议员大会。该制度的特点包括:强调合作与协商,强调一致性原则,强调持续改革,强调大国优先与大国决策,强调灵活性与实用性。但是该制度在目标、路径与手段等方面存在缺陷,而且相对松散,缺乏权力集中;在政府合作架构中谋求妥协;运作成本高,功效有限。虽然该制度有较强关联性,对维系并推动北约发展有一定作用,但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顽固与偏执观念、思想与现实基础薄弱等限制了其功用。

日本与北约合作的特点、动因及前景

2008年日本成为北约全球伙伴国,由此正式开启了日本北约合作进程。日本与北约合作呈现出合作走向机制化、突显价值观安全化、开展多领域实质性合作、注重加强互操作性的特点。日本北约合作的成因,从总体来看,双方合作存在共同战略利益,日本希望借助北约实现军事大国化目标,遏制中国;北约则要推动亚太化,拉拢日本应对所谓中国、朝鲜的挑战。

北约新兴与颠覆性技术趋势评估及启示——基于北约《2023—2043科技趋势》报告的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对北约《2023—2043科技趋势》报告的剖析,总结归纳北约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显著特点和有益经验,为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时代性、针对性、有效性提供参考建议。[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报告文本进行深入剖析,从环境背景、逻辑架构、组合影响、驱动因素等层面进行梳理提炼,并据此提出优化我国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启示建议。[研究结论]应尝试建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统筹协调机制,前沿科技预测更加注意安全环境变化的影响,用融合式思维指导技术预见工作,进一步增强情报工作的决策支持功能,主动对接技术发展与未来应用,更好促进我国国防科技情报工作转型发展。

北约“亚洲战略”:变迁机理与三重困境

自2010年北约里斯本峰会发布“新战略概念”,到2022年马德里峰会推出新“战略概念”,再到2023年纽尔维斯峰会批准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全面的防御计划,北约的重要战略文件均涉及了对区域战略的论述,包括对“亚洲战略”的规划。目前,北约在亚太扩大影响的动向不断加强,北约“亚洲战略”日趋成形,即协同美国,参与亚洲局部战争和制造争端、加强与亚太国家的伙伴关系和对话机制,以扩大北约活动范围、拓展北约建设内容、谋求更大的联盟和凝集力。北约“亚洲战略”的变迁及其与美国联盟体系的关系表明,北约“亚洲战略”变迁的动力既有北约组织的自主选择,也有美国主导国的战略诱导,当然也离不开欧洲成员国、亚太伙伴国的诉求影响,是多种力量相互博弈和拉扯的合力使然。与此同时,北约“亚洲战略”也存在三重“战略困境”,具体包括“组织驱动困境”“乌克兰化困境”“预言自我实现困境”。为此,中国应处理好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处理好与北约及其成员国、伙伴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加强与欧美俄的对话机制,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反对在亚太地区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破解北约“亚洲战略”存在,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北约“亚太转向”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

近年来,“全球北约”的发展促使北约“亚太转向”趋势愈加凸显,呈现聚焦“中国挑战”以服务美国战略转型、联合亚太关键盟伴以推升地区紧张局势、严守“欧主亚次”以管控战略转型限度的鲜明特点。北约“亚太转向”传播集团政治思想,激化地区力量对立,强化地区热点问题复杂性。同时,这一转向给东盟开放地区主义理念、对外协调机制有效性以及议程设置空间带来威胁,进而冲击东盟中心地位的观念和制度基础。针对北约“亚太转向”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东盟坚持“中立平衡”的立场,发挥经济合作的优势并弥补国防军事合作的短板,以此维护地区事务主导权。展望未来,中国应充分理解和把握北约“亚太转向”及其作用于东盟的逻辑,加强与东盟的双边互信与合作,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和地区事务主导权,同时还应与北约及其成员国保持对话沟通,为地区和国际安全秩序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北约太空战略的发展布局及影响

[研究目的]太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战略博弈和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背景下,系统分析北约太空战略布局,研判其发展方向和影响,对我国评估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维护太空安全和推进国际太空治理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通过对当前北约推进其太空战略的相关政策文件、官方报道等开源情报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分析北约太空战略形成的动因和影响。[研究结论]在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战略思维的指导下,北约有意通过巩固太空优势主导未来的国际太空治理机制。短期内,北约太空战略的实施,客观上有利于北约拓展其安全职能,也有助于提高其在太空议题上的影响力。但从长远来看,国际权力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北约内部美欧之间围绕太空战略发展的矛盾,也将阻碍北约太空战略的实施效果。

文化安全:风险的现实与现实的风险——基于北约国家“认知战”新动态的前沿考察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认知战对全球文化安全的影响及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文章通过分析北约利用文化软实力影响全球权力结构的策略,指出其通过控制公众意识形态和对文化的认知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并揭示这种策略对他国文化主权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为有效应对这种非传统安全风险,需要优化国家的文化安全策略,建立更加全面的国家认知安全机制,以增进决策者及公民对认知战的了解,提升他们对文化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能力。

北约太空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北约把太空作为作战场域,并在个案基础上,把《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集体自卫条款引入太空。北约希望利用新兴、颠覆性技术扩大其太空优势,提高成员国的太空韧性,提升太空系统的互操作性与兼容性,增强北约的太空威慑实力,进而强化北约整体威慑与防御能力。太空政策的巨大转变是北约进一步转型与深化的具体体现,凸显了北约作为军事安全组织的属性。北约太空政策的调整是美国基于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而施压该组织的结果,也是美国与北约视俄罗斯为大西洋安全威胁的结果,将增加国际太空治理的难度。国际社会围绕建立以美国规则为基础还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太空秩序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北约认知战的技术构架及其哲学反思

北约发明的“认知战”是个新概念,但其基本理念绝非新事物。从古代中国到当代西方都有认知战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技术发展。北约认知战的技术构架可以概括为一种强调学科交叉、共同作用的总体性战争手段的“房屋模型”。认知战颠覆了人是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体哲学信条,印证了唯物史观对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我们必须重视认知但又要避免落入过分强调认知的认知战陷阱,通过不断强化认知攻防能力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澳大利亚深化与北约关系:动因与影响

随着国际安全形势和亚太地区秩序的深刻演变,澳大利亚与北约的合作不断拓展深化,双方互动逐渐机制化和常态化,在政治、军事、非传统安全、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澳大利亚深化与北约关系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共同驱动,对全球安全格局、亚太安全秩序及中澳关系改善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澳大利亚与北约的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但囿于战略重心和核心利益的差异,双方关系发展也面临深层的制约。

不平衡的互动:美国与北约第一次首脑会议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北约面临诸多挑战。苏联洲际导弹研制成功对北约的“剑与盾”战略造成重大冲击,北约内部政治磋商不足,北约盟国关系尤其是美英关系、美法关系恶化。为应对这些挑战,美国推动并促成北约第一次首脑会议于1957年12月在巴黎召开。会议期间,与会15国首脑主要围绕加强成员国间的政治协商、北约军事防御、科技和经济合作以及与苏联的裁军谈判等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在北约建立核储备、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成立科学委员会等重要决议。此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猜疑和担忧;强化了北约的军事功能,尤其是核功能;其所制定的强化科技和经济合作等措施,使北约逐渐从军事政治组织演变为多功能复合组织;北约更加关注联盟以外地区,也开启了北约峰会的先河。会议加强了美苏战略对峙,也导致美苏竞争向第三世界扩展,从而形成了“全球冷战”。会议显示出美国与北约战略互动的不平衡性,这一模式在根本上是由美国在北约内的霸权地位所决定的,而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成为后来北约危机及推动北约持续改革的内在因素。

蒙古国与北约安全合作关系探析

蒙古国通过支持北约主导的涉外军事行动、参与“科学促进和平与安全”计划等方式,与北约建立了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基本框架。蒙古国在“第三邻国”外交政策框架下,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实现了提升本国地缘战略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获取军事援助、助推武装力量改革的目标。北约与蒙古国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以“互操作性平台”为依托,不断加强安全合作。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可能会通过北约将蒙古国纳入其“亚太化”进程,但蒙古国鉴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整体的对外战略,发展与北约的关系会较为慎重。

韩国与北约安全合作的深化和升级

韩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之间的安全合作虽不久远,但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年,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以及北约不断转向亚太,双方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合作机制得到加强,合作对象日益拓展。双方基于利益需求相互借重,势必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给中韩关系带来冲击。双方安全合作势必推动北约“亚太化”趋势。该趋势促进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间形成更深层次勾连,利于美国推动“两洋战略”联动效应,在欧亚大陆两端形成对中俄的“双压制”态势。双方安全合作同时助推亚太“北约化”,以北约亚太伙伴国为基础,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类似于北约的多边安全联盟。

大国竞争与“亚太转向”:“全球北约”的战略转型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北约一直通过不断扩员和转型拓展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追求所谓“全球北约”目标。北约虽自称“防御性政治军事联盟”,但在其75年历史中,一直践行对抗性、扩张性和排他性安全观。北约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和危机管理,对联合国宪章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构成严重挑战。北约东扩加剧了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困境,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崩塌的重要原因。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进一步北扩,使欧洲安全格局的对抗态势更加严峻。北约“亚太化”更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其实质是服务美国的“遏华”战略目标。“全球北约”标榜寻求扩展和平,但却因固守排他性冷战思维,给地区安全格局和国际安全秩序带来极大冲击。

日本与北约捆绑意欲何为?

当前日本正在加速向北约靠拢,日本与北约的军事合作有所深化。对于加强与北约的战略互动,日本有着多 重考量,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日美同盟,通过将北约引入亚太地区形成对华包围圈,并借机“借船出海”,为日本扩张军备 松绑。日本加强与北约的军事捆绑严重破坏了地区安全局势,激化了本已复杂化的地区矛盾,但日本的示好并不足以让 北约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针对日本和北约的相互勾连,中国需对北约和日本进行严厉警告,推动与亚太国家的经 济交流合作,加强与美国盟国及其他伙伴国家的关系建设,争取突破美国及其盟国对华的战略围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