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纪恩录》、《北行日记》有感三题

马培之是清代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医术高超。光绪六年被征召进京为慈禧诊病,取得较好疗效。并与同行医生薛宝田分别著成二书《纪恩录》、《北行日记》记录入京诊病过程,通过对比阅读这两部书可以对清宫医学有所了解。

论方濬颐《北行日记》中的三重文化视野

方濬颐是清朝中后期典型的官员型学者,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其中,他的《北行日记》作为一部日记体游记,记录了他从广东赴扬州任职途中的所见所闻,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其自觉的文化意识。从文化视野来看,这一意识表现为三重境界:描摹云霞山水之态,比较人物风俗之殊,体察悲欢离合之思。

苏州博物馆藏《己丑北行日记》作者考

苏州博物馆汇编出版的《苏州博物馆藏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中收有《己丑北行日记》一书,原书未署作者,苏州博物馆将作者定为苏州潘氏族人。笔者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家谱、年谱、地方志、科举硃卷等文献资料,对日记中的人物、事件等进行了细致考证,从而确定了此书作者并非潘氏族人,而是清代苏州长洲彭氏家族的彭同孙,并分析了苏州博物馆原定作者致误的原因。本文在考定作者之后,还对《己丑北行日记》在晚清世家、科举、社会等方面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论述。

晚清儒医薛宝田的医者心态——以《北行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北行日记》刊刻于清光绪八年,是晚清名医薛宝田记载其北上为慈禧诊病经历的纪恩之作。在书写请脉经过的同时,薛宝田也记录了他在北行期间的社会交际与个人心态。薛宝田以儒者自视,他的交往对象也多为儒宦之众,医术对他来说不过"小技"。但矛盾的是,薛宝田又因医而显,并且他的医术也为其社交圈层的扩展与维系提供着便利。"医"与"儒"的双重身份在薛宝田身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融合状态。

北上公车与诗画创作:以黄培芳《北行日记》为中心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十一月,广东士人黄培芳于广州启程北上公车,翌年二月抵达北京,行期将近三个月。在《北行日记》中,黄培芳详细记录此次北上赴考的行程。本文以之为中心,结合同时代人的游记、诗文、地方志等各种文献以及黄培芳本人的画作,讨论以下问题:(一)广东士人如何选择北上路线,各条路线的优劣所在。(二)在穿州过府中所经历的各种艰难与乐趣。(三)分析北上公车对广东士人诗画创作产生何种影响。笔者认为广东士人的公车之路,除备尝艰难困苦外,路费花销也很大,每名士人公车之行的单程费用,须花费100两白银(相当于120元洋钱)。科举考试既是一场智力的较量,也是体力与意志的比拼。路途的艰辛和开销的庞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广东举子的科考成绩。但是北上公车,极大地开拓了广东士人的视野和交际圈,即使铩羽而归,对于广东士人的诗画创作却大有裨益,这是无法用孰得孰失来衡量的。

从盛京观感看朝鲜对清态度之变化——以燕行使《北行日记》《入沈记》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着典型的宗藩关系。盛京(今沈阳)作为清入关前的发祥之地和入关后的陪都,地位重要。燕行使录中有关盛京的记述因而较多。本文以明崇祯年间《北行日记》与清乾隆年间《入沈记》两文本为中心,通过对比两代朝鲜使臣的盛京观感和对清朝的直观感受,研究了朝鲜对清态度及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变化。作为明清藩属国的朝鲜,明清易代后对清态度从完全厌恶逐渐转变为部分认同,自诩为“小中华”的“华夷观”则始终不改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行日记》和《入沈记》正是为理解这种复杂矛盾的态度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从边地看中国:19世纪中叶一位广东高州士人的京旅纪程

清道光年间,杨廷桂两次北上、南还的京旅纪程为我们理解当时广东高州这类有着悠久对外贸易传统的区域的士人如何认识清帝国提供了重要线索。杨廷桂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结合旅途中的体会,通过家乡与途经区域的各方面比较来确立其对帝国的认知,他认为当时大体上仍是太平气象。对于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杨廷桂并无超越常人的见解,相反,他的日记中无只言片语涉及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等重大事件。对他而言,这依然是那个王化所及即是中国的时代。

钱塘名医仲昴庭的文化修养

晚清钱塘(今杭州)名医仲昴庭,文化底蕴深厚,医技精湛。光绪六年(1800年)六月,应诏为慈禧治病,当日煎服即效,慈禧褒奖。与同为慈禧诊病之名医连书樵辩论"匏""、瓠"之区别,足见其不但精熟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一物一事的辨析细腻入微,同中求异,异中查同。又崇尚宋学,善于读书,晋京诊病,行囊携带史书随时阅读。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尝学医于仲昴庭,受其开悟和影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