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东北边坡复杂地形重力波的数值模拟

基于2007年7月青海祁连站的野外加密探空资料,结合高分辨率的三维边界层模式,模拟研究了青藏高原东北边坡复杂地形条件下,边界层对流引起的干动力过程对该地区地形重力波产生及传播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背景场强迫下,高原东北边坡复杂地形上空对流和重力波的空间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当背景风向与山体垂直时,随着风速增加,山脊背风坡混合层顶附近大气不稳定能量加强,激发了下游区域较强的重力波信号,此时对流线组织性增强、重力波波列较长,高水汽含量的空气被波峰传输到较高的高度,为对流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背景风向与山脊走向平行时,山顶上空对流发展旺盛,山脊背风坡混合层顶大气状态较稳定,激发的地形重力波信号较弱且波列较短,整个混合层顶附近水汽较少,对流云形成条件减弱;当背景大气浮力频率减小时,整个区域上空对流发展更加旺盛但组织性减弱,背风坡下游重力波向上传输的距离减小,信号不显著,混合层顶附近水汽分布均匀且变化幅度较小,有利于层状云发展。

明万历朝西北边臣与松山之战的历史建构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荡空松山”向来被视作万历朝的一大军事胜利。通过梳理西北边臣对松山之战的书写并对其展开史料批判,可以看出这场胜利是由边臣建构起来的。该年三月的“黄羊川大捷”是明军主动突袭而非“松虏”进犯,其战果则通过屠戮番人夸大而来,所谓“松、海联合说”是边臣为掩败邀功而散布的谣言。边臣借助万历中期西北地区对蒙古的“罢款言战”政策,进一步炮制“款贡致虏说”以彰显自身功业,而所谓的“套虏扰筑”则是其杀降邀功的借口,他们为牟取升赏和建构自身历史形象可谓不遗余力。在“罢款言战”的政策下,边臣屡屡滥杀邀功,而边地民众则因蒙古的报复而惨遭杀戮,边地社会经济破坏,王朝财政负担加剧,万历朝西北地区的对蒙古政策有待进一步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西北边镇研究述评

出于国防安全和对外交流的考虑, 对西北边镇的经营始终是明朝关注的热点之一, 亦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 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明代北部防御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西北四镇的设置、后勤供给以及对西北地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明代北边战事与长城军事聚落修筑

在影响明代长城军事聚落修筑的众多因素中,军事战事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运用史料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针对明代北边军事战争与军事聚落修筑间相互关系,确定两者的相关程度及影响机制,可以更深层次地发掘长城军事聚落的分布规律和规划思想,为解释明代北边军事防御体系的历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秦汉辽西史地考论之二——以帝国“北边”战略为中心

秦汉时代,中华帝国掀起大规模开发经营东北的历史浪潮。辽西联接中原与东北,在双方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帝国"北边"战略影响辽西政区、交通与城市地理。平刚、且虑的兴盛与帝国"北边"进取策略密切相关。"卢龙—平刚"道的衰落废弃发生在帝国"北边"收缩策略背景下,或许曾遭到人为破坏。有关"傍海道"路线的分歧,实则突显辽西在中国交通史上的地位。研究曹操征乌桓回师路线,可更明晰"傍海道"途径。"傍海道"沿途重要城市的废弃,可能与滨海地区大水、大旱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关。考察秦汉辽西史地问题,有助于更深入具体地认识秦汉辽西历史文化地位。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张居正改革时期构筑北边防御体系述论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集团秉承祖宗旧训,遵照以防为主的治边理念,陆续在北方及辽东地区采取了整饬边屯、命置将领、操练边军、筑墙立墩等一系列军事防御措施,逐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这种防御体系虽然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北边的稳定,但长远来看,却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影响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进程。

论日伪“北边振兴计划”的实质及殖民地城市特征

1939年日伪政府在中国东北部边境地区推行以苏联为目标的综合备战计划——"北边振兴计划",主要计划在北满和苏联接壤的国境地带扩充交通和通信设施,特别是要大力建设铁路,加强运输能力,建设城市,发展农牧业、促进垦荒,充实并加强公共防御设施。在此计划实施过程中,日本加强了对东北北部边境——黑龙江地区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并由此兴起了一批军事性、资源性的殖民地城市。其结果并没有"振兴"边境地区的经济,而是使这些地区成为屯兵设防的兵营、对外侵略扩张的桥头堡,给黑龙江地区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秦“北边”战略与统一进程

秦始皇实现统一,其功业并不限于"禽灭六王",亦包括向北河和南海的军事拓进。而秦帝国版图的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秦对于"北边"的关注,在统一进程中亦有显现。秦昭襄王时代"伐灭义渠",据有上郡,对于"秦地半天下"以及"昭襄业帝"历史变化的形成有重要意义。而秦始皇时代蒙恬经营"北边"对于东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北边“群鹤”与泰畤“光景”——汉武帝后元元年故事

汉武帝最后一次出巡,于后元元年(前88)春正月至甘泉,又抵达安定。次月有诏,言"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而"不罗罔",此事可以看作体现当时"北边"生态环境条件的重要史料,而当"郊泰畤"有所需求时对野生鹤群未予捕杀,亦可理解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反映。通过对所谓"以不罗罔,靡所获献",而"荐于泰畤,光景并见"的分析,也可以深化今人对当时社会生态环境意识的认识。而生态环境、礼俗传统与行政理念的关系,也可以因此有所说明。

高拱与明隆庆朝的北边防御

明隆庆年间,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封贡互市,化干戈为玉帛,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朝北边防御的面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做了出色的工作,改革兵部及边镇吏治,储养边才,把握把汉那吉事件契机,达成"隆庆和议",使数十年刀兵相见之北边成为明蒙互市、两族和平交往的乐土。其功惠及当时,垂训后世。

汉代西北边郡政府军事籴粮制度发覆

汉代北部边郡屡遭匈奴之害,西汉为此长年屯兵北境。为了解决驻军的军粮问题,政府需要从内郡千里运粮至边郡。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军队屯田政策的施行与北部边郡农业开发的顺利开展,西汉政权大胆改革创新,将内地征粮制改为从边郡市场籴粮,同时配套实施大规模移民实边,支持发展粮食贸易等政策,不仅节约了政府的巨额开支,减少了百姓的赋税徭役,也有力推动了边疆开发。东汉时期政府实施边民内迁政策,加之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一制度逐步被取代,但是这一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甫陇右诗的盛唐西北边郡印象

和杜甫客居秦州之前的诗篇迥然不同,杜甫陇右诗频频出现有关少数民族及其服饰、民族歌舞、民族乐器等词汇以及琳琅满目的少数民族风物意象。诗人笔下广袤的边郡风光、“华夷一家”交相辉映的民俗风情、西北边郡特有的物产和胡舞、骆驼等文化意象,蕴含多元文化气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盛唐西北边郡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繁荣。

西堠门大桥北边跨锚侧钢箱梁安装技术

西堠门大桥为国内最长的两跨连续跨海钢箱梁悬索桥,桥址处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大桥北边跨锚侧钢箱梁安装面临诸多难题,文中介绍了该位置钢箱梁安装与线形调整关键技术与施工工艺。

明代北边筑城计量分析

明代是中国古代筑城最为频繁与众多的时期,其中为防北边至少修筑1960座城池,占明代修筑城池总数的43.43%。其中,至少有317座砖石城,占北边筑城总数的16.17%,占明代修筑砖石城总数的22.26%。在冷兵器时代,筑城确有必要,但要完整地评价筑城,又不能单纯从军事角度着眼,还须综合政治、经济等因素,必是有利有弊的。

伪满时期“北边振兴计划”与“北边”城镇的兴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日本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对外扩张。随着广田弘毅内阁组阁,日本实行军部独裁统治,日本陆军主张"北进"战略,制定了"北边振兴计划"。在该项计划中,将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及哈尔滨等地,作为施策基地,设置军事工程,对苏联准备作战。"北边振兴计划"与"北边"城镇的兴起和衰落有着莫大的关系。如"北边振兴计划"与"北边"城镇兴起、衰落之间的关系,以及该计划下东北北部及东部地区的城镇当时的发展状态、战后能否转型重建等尚存研究空间。

论明仁宗对北边防卫的调整与整顿

明仁宗在位时间不足九个月,他对北边防卫进行的调整和整顿对明朝的历史发展和北边防卫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安排五军都督府和边防都司及镇守总兵官的人选,其中北边军镇任命了七个镇守总兵官,每给一个总兵官发出指令,都同时给其他总兵官也发一份,显示出对北边军镇一体重视的特点。其次是镇守总兵官将印的颁发,计有大同总兵官、辽东总兵官、宣府总兵官、甘肃总兵官、宁夏总兵官的将印,新铸征虏大将军印和镇朔大将军印。再次是对北边军镇的督察与调整,为解决大同镇高层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将都督佥事沈清调走;用广宁前屯卫剌梨山百户鲍麟的事对沿边镇守总兵官进行普遍的督察和教育;向九边军镇派去专理军机文书的机要人员,这对保障信息的通畅有重要意义。明仁宗的人生经历是他能够重视北边防卫,加强对北边军镇的调整和整顿的根本原因。

从彭阳姚河塬卜骨刻辞看西周早期西北边域族群关系

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早期墓葬M13出土有字卜骨一件,该卜骨刻辞记述了呼命、臤二人分别率领30兵卒急速至于■、■、夜、宕、㳄5地的重要信息。其中字释作“■”,表示地名。■([姜臣])字反映出姬姜两族的盟姻关系,([姜臣])地可能是姬姜两族混居地。字构形表义与“犬戎”有关,■字释读为“戍”,“■(戍)”为地名,临近犬戎活动区域,应当是西周王朝为镇服和防御犬戎而设置于西北边陲的戍地。宕、㳄二地均在西羌之地,属西周王朝管辖范围,姬周与西羌族关系和睦。从姚河塬卜辞及其地名字信息中,可以大致探查西周早期姬周族与姜戎、西羌、犬戎等西北族群的复杂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姬周与西北边域族群的文化并存、碰撞、融合、变迁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边防御体系

明初,元朝势力北撤塞外草原,史称"北元"。北元欲图恢复中原,明朝为加强边防,修筑"边墙"(长城),建立卫所。明朝在与北元保持对峙格局的同时,不断加强北边防御体系建设。洪武二十九年正式设置开平卫指挥使司,将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后东、西两面的防御体系正式联结起来,构成一道外围防线,标志着明洪武朝北边防御体系的建成,也成为明与北元的基本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