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割”与“融合”: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研究

北魏在扩建都城平城时,为应对大规模移民的聚居问题,采用“方割”为名的规划建设方式,后在北魏洛阳城推行。“方割”的初衷是保证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但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却表现出“融合”趋势。目前规划史研究并未关注。根据历史文献,将北魏洛阳城的居民划分为胡汉士庶四个等级阶层,以《洛阳伽蓝记》为数据来源。研究发现,各城区都有不同程度的阶层混居;里坊间的阶层差异虽然高于城区间的差异,但里坊内也有民族、士庶、南北朝等不同社会阶层的混居现象。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在统一的“方割”底图上,总体上呈现出城区尺度的居住混合与里坊尺度的居住隔离相交织的结构特征。长期推行的汉化政策是主要原因;汉化政策又通过影响阶层认知和城市规划建设方式,进一步影响了社会融合。其中“方割”而成的里坊,以统一的形制对社会空间分异起到了消弭作用。研究能够丰富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史,并为认识城市规划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历史启示。

从北魏胡人墓志录文的华夏祖源叙述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北魏时期,大量胡人通过“假借”华夏祖源的墓志书写方式,将家族历史融入华夏民族范畴,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汉化鲜明的祖源叙述文本。通过分析这类文本,可知北魏胡人普遍秉持华夷共祖观念,主动认同华夏祖源和华夏文化。这是秦汉魏晋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古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体现。同时,胡人对华夏祖源的认同有一个由浅入深、逐步发展、漫长复杂的过程。华夷共祖观念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隋唐时期“大一统”繁荣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历史文化根基,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统一性,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具有突出的典范意义。

北魏均田制与土地兼并问题再探

北魏均田制包含着同一等级内之均平和等级之间分田不均的两面性,这体现着以权力为背景的土地之身份占有权,也是土地被多层次兼有在制度上之反映。其结果之一是导致大土地合法占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谴责土地兼并,在历史上一向被视为政治正确,也令均田制往往获得赞扬。其实,均田制的推行,一方面容纳了以权力为后盾的直接或间接占有大土地现象在中国的延续,另一方面也阻碍了通过生产要素流转而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并加重了行政操作成本。因此,均田制是一个效费比很低的制度。由此亦可发现其中一些所谓的“地主”往往只是一种权位所附带的身份。

从北魏国家认同迭变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

北魏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以正统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具体表现为:其一,盛乐时代新旧国号的议定及汉族士人对北魏王朝的支持、合作与依附;其二,平城时代寻根炎黄的华夏谱系开列、汉族士人的归附、对国家热爱与忠诚的诠释;其三,洛阳时代自命“中国”与正统建构以及助推汉化改革。北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演变,反映了北魏鲜卑贵族与汉族士人相互交融、心向中华的必然趋势,体现了“大一统”思想的力量。北魏三个时代的国家认同既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和巩固的过程。

北魏赐客制及其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拓跋珪恢复代国之时,实行使归顺者能够获得客身份的做法。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使赐客的规定制度化。北魏国家使“归国”少数族首领能够成为授客对象;而对“归国”汉人而言,只有上层群体,可以获得“客”身份。北魏国家对客实行了优待的措施,使少数族和汉族的客能够受封爵位和受任职官,并且,还能获得物质赏赐。尤其对少数族人的客,北魏国家实行赐婚的做法。因为北魏赐客制的实行,使客阶层与拓跋鲜卑统治者建立起牢固的君臣关系,并在“归国”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也就促使“归国”群体的独立性逐渐泯灭。而且,随着孝文帝汉化措施的推行,使代人与汉人的交融不断深化,从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日趋一致,因此,北魏实施的赐客制对促进北方民族交融,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推动作用。

北魏洛阳永宁寺泥塑初探

北魏洛阳永宁寺位于北魏都城核心区,是由皇室出资营建的佛教寺院。根据记载,寺内有九级木塔,高百余米,是中古中国最高的建筑。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永宁寺遗址进行多次发掘,揭露出寺院遗址及塔基全貌,并获得大量泥塑像残块,为认识北魏时期的佛教建筑和艺术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从文献入手,还原永宁寺所处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并进一步以风格和技术为手段,探索永宁寺出土泥塑的来源问题。

新出北魏《薛怀吉墓志》补释探究

2017年,考古工作者抢救性发掘山西万荣西思雅北魏薛怀吉墓,出土完整墓志一方。该志翔实记录墓主的家世背景和仕宦履历,内容可与正史互相补证,对研究中古河东薛氏家族和北方民族、社会史极具参考价值。志主薛怀吉出自降臣薛安都之南祖房,依靠先世的功勋业绩、阀阅等第达到一流高门的层级。其政治归属系代人集团中的上客,备受恩典荣宠,仕进以五品释褐、三品终结,仕途飞黄腾达。且作为皇帝心腹重点培养,内充近侍、外镇方面,显赫一时。志文流露华夏认同取向,与河东薛氏借助祖源记忆荡涤蛮夷色彩的努力如出一辙。阀阅等第、政治归属和文化认同,乃扫描同类墓志三位一体的思考维度,代表内徙戎夷演进大势所趋。

北魏石窟造像线条在文创包装形态中的应用

北魏石窟造像线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将其应用于文创包装设计中,有利于丰富现代包装的形态表达,提升文创包装的艺术性和吸引力。概述了北魏石窟造像线条相关内容,基于相互生成理论对北魏石窟造像的线条进行梳理与解读,分析出其线性特点、审美原理、用线模式以及北魏石窟造像线条的4种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创包装形态设计的关键要素与基本原则,对茶叶文创包装进行创新形态设计,以供参考。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上庙地点北魏墓M75出土琥珀来源研究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北魏墓M75的时代约为北魏中期,墓主可能来自当时活跃在关中盆地北缘的一支游牧鲜卑人群。墓室棺内头侧出土一件圆帽状琥珀饰件,可能是用来佩戴的头饰或项饰,类似形制的琥珀饰件亦见于山西大同地区,目前仅见于鲜卑墓葬中——可能跟特定人群、观念或功能相关,值得进一步关注。本研究通过超景深显微镜、红外光谱仪、拉曼光谱仪对该件样品进行检测分析。结果显示,该琥珀饰件的红外光谱有明显的“波罗的海肩”,可以确认是波罗的海琥珀,推测其应该是经欧亚草原进入北魏平城,再自北向南从雁北地区进入关中北缘的。这是目前首例通过科技分析确定产地的北魏时期琥珀,本研究可为深入讨论中古早期波罗的海琥珀的传播提供新材料和可靠的时空节点。

样式传播论的实证研究:北魏平城时代建筑外檐样式的源流与嬗变

本文总结了北魏平城时代出现的四种建筑外檐样式,分别予以结构分析。并根据类似实例、时代分布特点、建筑性质及使用者的出身、阶层、族属等多方证据,推测各自的文化来源。最终跳出单纯的技术发展逻辑,基于平城时代多元文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重新书写平城时代外檐样式的发展史。

从北魏墓志看鲜卑族迁都洛阳后对汉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北魏迁洛前后,社会形态与主流思想均有较大改变,墓志则直观反映了这一变化。洛阳时期的墓志较平城时期墓志的结构愈加完整,形制更为规范,内容也不断体现出对汉文化的接受与学习,体现出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社会思潮,此外还包含有部分道家、佛教以及玄学思想。在墓志书法风格上,迁洛以后的墓志书法风格趋于中原书风,秀美俊朗,淡化了平城时期书法的边疆苍野气息与浓厚的隶书笔意。

北魏六镇的设置及影响

北魏前期,在北部边疆设置了6个军镇,自西向东依次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称为“北魏六镇”。六镇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防备柔然南下的侵扰,拱卫都城安全,以补长城防御的缺漏。六镇在北魏的北部防御体系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六镇是多民族聚居区域,其民族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边疆开发。孝文帝时期,北魏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六镇的军事地位下降,镇民的身份地位也随之降低,社会各阶层矛盾不断加深,最终爆发六镇起义。在起义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军人集团,后来成为影响北魏政局的重要因素。六镇的瓦解间接导致北魏政权的结束,六镇成为结束北魏统治的关键所在。

北魏女性墓志的文化价值

墓志作为一种实用文体,有着特殊的文化价值,通过它可以了解墓主生活时代的思想、文学等各个方面。北魏女性墓志文的成就引人瞩目,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女性的地位、生活风貌和思想观念以及文学发展状况,这些墓志作为北魏文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反映了儒家思想与对女性的期待,作者或赞美女性勤俭持家,或赞美其外貌才气。它的数量可观、风格突出,是北魏文学的代表。南北文风的交融,民族思想的交汇,共同造就了北魏女性墓志独特的文化价值。

论北魏渤海高氏的家学家风与文学特质

渤海高氏是北魏重要的世家大族之一,家族文人众多,成果显著,在北魏政坛与文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作品内容与北魏的政治、军事、教育、宗教、风俗等关系至为密切,文中展现出经世致用的儒家情怀以及追求实录的史官精神。此外,渤海高氏极为注重族中子弟的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家学家风。卓越的经学造诣与厚重的文化积淀,使得渤海高氏的文学作品具有了引经用典、论说严密、语言典正等特质,值得学界关注。

《北魏律》与中华法系的初成——兼论“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之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拓跋氏政权统一北方建立北魏,立法上积极推进汉化,首创北朝重视法典编纂之风,制定出“综合比较,取精用宏”的《北魏律》,成为中华法系初成的重要助力,也是北系律典之经典。通过对南北朝诸律的比较可以看出,成就隋唐如此精美的律典当是南北朝共同合作的结果,中华法系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法文化的碰撞与法制创举有很大的渊源。

北魏洛阳佛教兴盛下的城市空间

洛阳是北魏后期的都城,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汉晋旧都,洛阳的规划和建设长期以来主要遵循以《周礼》为代表的儒家礼制观念,但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信奉佛教的统治者们纷纷兴建佛寺,开凿石窟,世家大族“舍宅为寺”亦风靡一时,使得洛阳很快成了一座有着浓厚佛教色彩的城市。佛教的兴盛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对整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和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显著的重塑作用。

十六国北魏初期的王言与中古北方文学传统的生成

王言作为一种文学文本,承载着中古北方文学特有的观念和精神。王言对国家、帝王权力的展现,成为北方政权争取正朔之利器,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北方社会地位最高、最具代表价值的文学样式。王言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制度化写作奠定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经由北朝历代一直延续至隋代,形成了悠久的文学传统,一是中古北方帝王亲撰王言;二是王言成为北方文人奠定文坛地位和突破仕途之捷径;三是北方王言形成了宏壮贞刚的文风,并对南方王言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其修辞技巧的提高,使得南方王言从原先行政工具的地位中逐渐摆脱出来,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

北魏孝文帝定民户籍及其对推进社会改革的影响

太和十年,孝文帝实行定民户籍的措施。这一措施是与三长制、均田制、新租调制的推行相联系的。可以说,孝文帝定民户籍是以三长制的实行为保证,对均田制下的农户户籍的重新登记保证新租调制的推行。定民户籍的实行确定了受田农民的小户制占有主流地位,并有益于推进汉人与拓跋鲜卑人户籍的一致化,还使国家可以改革封爵制度,实行实封爵的封授。因为封授的食邑户是从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分割而来的,也就与一般编户民存在一些差别。可是,由于北魏国家对食邑户封授的严格控制,食邑户很难与受封爵者建立密切联系,因此,食邑户与国家编户民的社会地位是相同的。应该说,孝文帝实行定民户籍取得了不能忽视的重要成效,成为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孝文帝定民户籍不能消除国家户籍的多样性,然而确定了均田制下的农民小户制占主流地位,所以国家的农业发展和财政收入都获得比较可靠的保证。

北魏前期“羽真”官号授予机制研究——以碑志史料为中心

从现存碑刻、墓志及少量传世文献来看,宗室显贵、镇边军功和内附归魏是北魏前期授予“羽真”的三大主要条件。北魏初期授予近幸重臣“羽真”,有对其祖辈分管领土之先绩的肯定,当政权体制转型时,“羽真”分治领土的军事色彩逐步减弱,原本蕴藏的“亲从”内涵强化起来。太武帝时期多将一般“羽真”授予随驾亲征的镇将,是出于征战略地、管理内附者的需要。自文成以降,一般“羽真”大量授予身边近臣甚至宦官,特殊者则授予外戚,进一步显示皇权统治力的增强。

北魏“帝后礼佛图”仪仗规制与文化融合

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造像,融合了佛教、儒学以及中原文化的礼仪制度,尤其是帝后礼佛图中,其仪仗形式、人物服饰等在文化融合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宾阳中洞和巩义石窟1号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是其典型代表,帝后礼佛图中的仪仗形式受汉代车马出行图的影响较大,皇帝和皇后同时出现在礼佛场景中,是北魏女主政治影响的结果。北魏女性执政与女性信仰佛教对孝文帝和宣武帝影响巨大,儒家文化融入佛教仪轨,是北魏汉化改革的主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