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异域呈现与大国想象——从电影空间延伸出的警匪片后殖民

近年来,在合拍浪潮的影响下,中国香港警匪片的制作更精良,风格更多元,打上“香港制造”烙印的警匪电影不仅灌注了老一辈人的时代记忆,更因其环环相扣、险象环生的特点启发了年轻观众的观影趣味,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两地开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片都将其叙事重心或多或少放置在“异域空间”。异域呈现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和传播策略,在营造奇观的同时保证了票房号召力,此外,异域空间的选择和表现方式也表现了后殖民主义式的话语权力,创作者正是基于观众的身份认同需要,在不同空间的叙事编织中完成了国家形象的想象性建构。

浅析近年香港警匪片人物塑造策略

香港警匪片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20世纪80年代日趋成熟,并凭借着“双重冲突”“暴力美学”“本土景观”等元素成为我国极具地区风格的影片类型。香港警匪片繁荣的背后包含香港地区电影工业作为华语电影先驱的成熟以及香港新浪潮运动等多种因素。然而,随着全球电影工业的普遍完善以及观众审美水平的日益提高,香港警匪片在创作上也出现瓶颈——被高度类型化所束缚,人物塑造陷入常模化与重复化。近年在内地院线上映的部分香港警匪片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创新类型,可以看到香港地区影片也在力求突围。本文从近年香港警匪片在“英雄”“反派”“女性”三种人物形象塑造策略上的突破切入,以编剧心理学作为语境,分析香港警匪片在人物塑造层面的症候与路径。

《加州名匪穆里埃塔》中的华人“他者”形象分析

《加州名匪穆里埃塔》揭示了19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的社会状况和族群关系,再现了早期华人在种族主义语境下的悲惨遭遇。作家表现出矛盾的族群观和价值取向:一方面,同情华人遭遇的种族迫害,控诉暴力和私刑;另一方面,又默认族群间的不平等,表现出尚武的价值取向。作家通过情节、语言和对比手法塑造了华人作为“他者”和受害者的形象,该形象的成因主要有四个:西方针对华人的“认知暴力”、种族主义思想、早期华人的“寄居者心态”、作家对武力的崇尚。以文史结合的方式探析文本中的华人“他者”形象有助于解构负面的华人形象。

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演义

三角形最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处置社会冲突,构建社会稳定,必须注重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关系,必须研究其三角演义。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冲突,主要触发于三种情形:一定的官防民、官扰民、官害民所形成的官民冲突;一定的斗争哲学、一网打尽、高压稳定所形成的官匪冲突;一定的嗜血成性、殃及无辜、杀身成"仁"所形成的民匪冲突。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应对,亦可分为上、中、下三策:官、民、匪三方讲求科学;官、民、匪三方构建和谐;官、民、匪三方固守底线。

浅析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土匪问题的策略方针

土匪自古有之,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土匪问题更是愈演愈烈,截至中共成立时期,中国已俨然成为"土匪王国"、"盗匪世界"。关于土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和大革命时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处理问题,对中国兵匪互通的特殊国情、匪情保持清醒的认识,充分认识到土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号召并组织民众武装起来以抵御匪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

论陈木胜警匪片中“警”与“匪”形象的塑造与嬗变

角色是影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角色的成功塑造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品质与价值。陈木胜作为中国香港知名导演,其所创作的警匪片部部经典,并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角色。选取陈木胜的6部警匪片代表作,从造型设定、性格特征、人物逻辑、创作的文化底蕴四个方面出发,研究其作品中塑造“警”“匪”角色的特点和警匪形象的嬗变规律。

中国香港警匪电影的叙事结构及其时间机制研究

中国香港警匪电影已成为“港味”电影的代表,也逐渐迈向成熟化,其重要标志便是时间叙事结构的处理以及“北上”融合发展的商业化迈进。自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从线性叙事到非线性叙事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香港警匪电影无论是从现实/梦境、幻觉、现在/过去,还是预叙(闪前)、插叙(闪回)和倒叙(回忆),抑或是开放式的省略结尾,其无一不成为该类型片的常规叙事手法。针对电影叙事时间的重构是中国香港警匪电影迈向多元化市场的关键,也为中国香港影人的艺术创作提供更多可能。

疾病隐喻·身份焦虑·本土指涉:近年来香港地区警匪片的叙事策略

《拆弹专家2》《怒火·重案》《神探大战》是近年来香港地区警匪片的代表作,在创作策略上具有一些相通之处。一方面,疾病是理解三部电影文本的一大维度,无论是断肢所导致的身体残缺,还是罹患精神疾病的身心折磨,都为观众提供有别于主流英雄的另类形象。另一方面,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三部影片的主人公命运多舛,面对气焰嚣张的反派角色,他们常处于下风、孤立无援,复杂的过往经历也使他们存在一定的身份焦虑,需要面临内心深处关于善恶是非的频频拷问。此外,三部作品具有一定的香港地区本土指涉,以典型的香港地区都市空间和地标性建筑为故事背景,不但细致烹煮地道“港味”,探讨的议题也呈现出更加全球化的倾向,展现了香港地区电影人对于警匪片创作空间的叙事开拓和积极探索。

“围剿”者笔下的苏维埃革命——以《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为中心

1935年,参与“围剿”中央苏区的陈诚及其部下编辑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问世,刚刚遭遇重挫的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文献,得以首次大规模向公众刊布。是书之编纂,同陈诚个人注重资料收集相关,也是此前国民政府从宣传领域对中共实施“围剿”的产物。编辑者以文献匹配评论的文本结构,意图向读者传递苏维埃革命走向失败的“必然”逻辑。此一文本结构对于认识中共革命有着有双重意义:就史料一面言之,书中编排的文献同中共自身经典化的党史叙事截然有别,对手方关注点的错位,恰为研究者深入认识苏维埃革命留下空间;就宣传一面言之,书中评论虚实相间,贴合当时政论议题,影响到彼时读者对苏维埃革命的认知,进而反向推动中共革命理论的突破。

国产警匪剧人物叙事的创新探索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反腐败斗争、扫黑除恶行动的全面展开及深化,警匪剧的拍摄制作再度迎来高峰,再次受到观众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产警匪剧几乎每年都能涌现出超高话题性的代表作品,如《狂飙》《三叉戟》《破冰行动》等。本文认为,就其叙事创新而言,尽管来自题材、视角、结构、模式等多方面,但归其根本,最为重要的依然在于其在人物形象及其关系塑造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个体人物性格”促动强化带来的单点内爆、“人与他人对抗”驱动提升营构的两极并峙,以及“人物群像结构”联动增效形成的多线编织。

变中求存:从警匪类型美探析《无间道》与《变脸》的得失

警匪电影是类型电影的一种亚类型,它是在电影工业化市场推动下而出现的特定产物。相较于其他类型电影而言,警匪电影在影视类型美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以独特的电影语言创作手法将类型美的要素发挥到极致,为观众带来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中国香港警匪片就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一块瑰石,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厚的物质技术条件,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电影舞台上大放异彩,独具本土特色的“港味”精神风貌被自然地赋予其中。本文以《无间道》和《变脸》这两部代表性的警匪电影为例,试以警匪类型美的不同要素作为切入点,重点探析这两部影片在影视警匪类型美学方面的得与失,并为今后同类型的电影创作提供借鉴。

现代土匪题材写作第一人徐玉诺及其土匪叙事

徐玉诺是现代第一位从事土匪题材写作的作家,他以一个身在其中,切身体会到匪患灾祸的受害者的视角写出了一幅民国初年的农村社会景象。作品的人物经历,无一不打上作者亲身生活的印记。忧惧和愤怒,成为小说主要的情绪表达,是一种受伤的匪患情结下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徐玉诺的小说中甚至流露出来的一些"变态"的反抗意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太湖湖匪的成因与治理(1927-1937)

太湖湖匪祸乱三吴由来已久,是困扰民国时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棘手难题。南京国民政府甫立,受天灾兵燹、经济凋敝等诸多因素合力的影响,湖匪之患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张形势,严重影响南京政府统治核心江浙地区的社会治理。为此,中央与地方四面出击,采取设立机构、制定法章、两省会剿、多县联防等系列措施打击湖匪。若干措施既是肃清湖匪的直接需要,也反映出南京政府社会治理时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渗透与控制。总体来看,有得有失,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治标不治本,湖匪的猖獗贯穿整个民国,直至1950年底才被基本肃清。

《烈日灼心》与《追凶者也》在警匪片定义下的类型契合与叙事突破

新世纪以来,中国内陆关于警匪片的创作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势头,出现了众多以犯罪为题材的影片,例如《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浮城谜事》《疯狂的石头》《烈日灼心》《解救吾先生》《心迷宫》《追凶者也》《嫌疑人X的献身》《暴裂无声》《误杀》等,之所以称之为犯罪题材影片,而不是称之为警匪片,是因为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基数巨大的影片中符合警匪片类型定义的却是极少数。文章以曹保平导演的《烈日灼心》与《追凶者也》为例,分析了类型片定义对于电影创作的类型契合与叙事突破。

近代的会与匪——以广东为例

秘密会社与盗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晚清文献中常能见到的“会匪”一词，是晚清以来会党“匪化”与盗匪“会党化”的结果，也是统治者渲染的结果。会匪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反社会秩序的力量。它出现的历史反映着，随着秘密会社的“蜕化”、“匪化”，存在于基层社会的非血缘组织，演变为一种原有地方秩序的破坏力量，并因组织的跨地域性，使地方社会的混乱更难以控制。清末民初广东盗匪权势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子。

太平天国时期太湖地区枪匪研究

枪匪是道光以后活跃于太湖地区以“枪船”为作案工具的水上土匪武装组织。太平军建立苏福省根据地后,一度对其采取了招抚政策,但枪匪恶习不改,到处掳掠,甚至勾结清军,严重危害了太平天国政权。为此,忠王李秀成亲自部署了剿杀枪匪的行动,予枪匪势力以沉重打击。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清政府也改剿为抚,利用枪匪武装抵抗太平军。但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及以后,清朝统治者通过改编和打击两种手段,最终肃清了枪匪势力。

新时期以来涉匪小说匪性叙事的异质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红高粱》火爆亮相之后,土匪题材在文坛迅速"飘红",成为众多作家角逐的舞台,涉匪小说成批涌现。他们在土匪形象改写、匪性叙事的"积极"化等方面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对新红色经典英雄塑造、地域文化思考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增添了涉匪小说的厚度。

略论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防匪

北洋政府时期,土匪活动猖獗,由于政府无法保护乡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乡民只好自己采取各种措施防匪。该时期乡民防匪的主要方式有:依靠建筑物和村落防匪;通过建立会道门组织对抗土匪;依仗民团与土匪对抗。乡民防匪是乡民的一种无奈的选择;乡民防匪无法使猖獗的土匪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乡民防匪使乡村武装力量兴起,但乡民并未从乡村武装力量的兴起中获得太多利益。

侠匪乌托邦的再造想象——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再解读

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说,既从土匪身上发掘出人格建构和文化重建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又对匪性和侠性的深层关系进行了理性反思。他立足于民间立场,从道德、伦理、人性等层面对土匪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通过对侠匪乌托邦的再造想象,既肯定和张扬了侠义土匪身上的原始正义与生命激情,又揭示了匪性和侠性在善恶两极之间对立与转化的可能和现实,探寻了土匪的人性嬗变。贾平凹将侠匪和恶匪两类不同的土匪置于善恶同在的张力结构中给予审视和省思,不仅表现了他自由正义的社会理想和逍遥自在的生命精神,同时也揭示了他开放的文化观念和清醒的人性立场。贾平凹对土匪题材的深度开掘和人性探索,推进了土匪文学创作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