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涉匪小说匪性叙事的异质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红高粱》火爆亮相之后,土匪题材在文坛迅速"飘红",成为众多作家角逐的舞台,涉匪小说成批涌现。他们在土匪形象改写、匪性叙事的"积极"化等方面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对新红色经典英雄塑造、地域文化思考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增添了涉匪小说的厚度。

乱世中的匪性、人性、诗性——论四十年代师陀的未完成长篇小说《荒野》

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师陀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荒野》以土匪为题材,反映时代巨轮下的一类特殊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挣扎,其渴望幸福家园的生命意识与现实生存的困境造成的悲剧性矛盾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但小说人物刻划的独特视角以及小说别致的意境和内蕴,使它显得与其他的土匪叙事格外不同,尤其是小说呈现出的匪性、人性和诗性交织的特点对于作品悲剧性审美意蕴的深化,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审视。

论阿Q形象隐伏的民间匪性文化人格

阿Q形象中隐伏着民间匪性文化人格,这体现在阿Q的身份、心理、精神资源等方面。并且这种匪性人格不是阿Q独有,而是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普遍存在。阿Q的形象反映了究竟在怎样的社会生态文化中会潜伏匪性从而导致匪盗的产生。匪的产生不仅有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还有不能忽视的文化心理诱因。

论莫言小说的“匪性”书写

莫言摒弃了传统文学对"匪"的丑化,在其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匪"的蓬勃野性与激进精神,整体上表现为食与色的交织。其塑造的男子形象兼具英雄与浪子气质,女子形象以圣母与荡妇交织的方式呈现,孩童形象潜藏匪气、半是精灵半是孽障。莫言小说的这种"匪性"书写与齐鲁大地神秘浪漫的文学传统及民间聚义、揭竿而起的历史传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莫言的创作个性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寻根中的集中展示。

匪性·人性·生命——沈从文、贾平凹“匪性”精神之比较

沈从文和贾平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身上最具光芒的是那种对艺术执着追求的"匪性"精神,这种"匪性"精神使他们敢于面对一切误解和冷遇,这种"匪性"精神使他们就算被整个世界抛弃也要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匪性”的戏谑与淡出——由莫言小说的转向浅析当下文化症候

21世纪以来的莫言作品表述发生变更,呈现了“匪性”戏谑与淡出的显著转变。一方面,与拉伯雷、鲁迅相对比,莫言的叙述机制转变引发了“国民性”批判视角下对当代农民生存命运的思考;另一方面,作家挖掘人性,探讨紧密联系日常生活的主题,对中国社会的当代性进行反思。“匪性”书写的演进及转变既是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变相演绎,也是在立足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反观消费热潮、审视自然,对野性生命力的再度发掘。

人性与匪性

这是一个征服的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尤凤伟先生早年的小说《石门夜话》. 一个土匪,把一个女孩绑上了山. 为了让女孩接纳自己,土匪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本富家子,零落依草木.出生时良田万顷,奴婢成群.可有天家人带我出门,留我一个小孩在船上,大家上岸游玩.不承想有个人认错了船,以为我家的船是他的,上来划着就走.船划了好久,那人才发现弄错了.这时他看到船上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孩子,顿时起了坏心."

阿Q形象匪性文化人格分析

阿Q形象中隐藏着匪性文化人格,在匪性文化人格中纠结着暴力和残忍基因。其匪性文化人格非阿Q独有,在民族文化心理中是普遍存在的。

匪性和奴性的结合

比较梁山上众头领的性格，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越是杀人如麻、崇拜暴力的人，越缺乏人格的独立性而甘愿为奴，“匪性”和“奴性”在同一个人身上竞如此奇妙地共存。乍一看，土匪是最不讲规矩、天不怕地不怕的，而奴才却是最恭顺的，两类性格怎么可能结合在一起呢？

深入剖析“国民劣根性”--试论新时期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特色

新时期文学中产生了许多反思"文革"武斗、揭示"人性恶"、重新认识土匪及军人身上的匪性的作品,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关于各地土匪活动的记录。这些足以表明,在中国的民族性中,崇尚暴力与匪性的传统根深蒂固。虽然其中有不少作品旨在揭示暴力的心理根源、匪性的社会根源,但仍然足以发人深省:传统的"礼教"与酷刑为什么无法遏制频仍的暴力与残忍的匪性?如果"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其实是"人性恶"的表现,改造它又谈何容易!

新时期以来匪盗题材小说中的色语阐释

中国的正统文学意识中,性爱是表现的禁区。在新时期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时代氛围下,作家们开始在文学中正视性和欲,而借匪盗想象来建构一种新型的色语,表达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是匪盗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土匪、性以及女人成为了一个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极具吸引力的组合。可是匪性意识虽有张扬、自由的一面,根深蒂固的农民性却是其根基所在,作家们具有的传统文人趣味也值得怀疑。我们不能指望在对匪性的张扬中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性欲观念革命以及女性意识的解放。

现代土匪题材写作第一人徐玉诺及其土匪叙事

徐玉诺是现代第一位从事土匪题材写作的作家,他以一个身在其中,切身体会到匪患灾祸的受害者的视角写出了一幅民国初年的农村社会景象。作品的人物经历,无一不打上作者亲身生活的印记。忧惧和愤怒,成为小说主要的情绪表达,是一种受伤的匪患情结下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徐玉诺的小说中甚至流露出来的一些"变态"的反抗意识。

悲悯观照下的土匪世相--论沈从文作品中的土匪叙事

沈从文关于匪的叙事可以统称为"土匪叙事",从文学—历史—文化的多重视景来阐释这一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从叙事角度说明沈从文的土匪叙事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把握沈从文的人道主义者立场和民间立场,以及他自始至终具有的悲悯意识。

李逵是什么鸟好汉

为了写李逵,标题也体现了“出口成脏”的李逵风格。1975年,在评《水浒》的热潮中,李逵曾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原因不外乎:李逵出身雇农,性格粗直,动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体现了大无畏的造反精神与彻底的革命精神。“文革”落幕40多年,重读名著,掩卷沉思,觉得并非如此。李逵身上,自始至终倒是体现了极其强烈的匪性、兽性与奴性,而这三性都与革命性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