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沂蒙山区匪患成因论析

民国时期的山东省沂蒙山区,匪患一直非常严重。地方官吏贪污腐败,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村经济衰败,灾荒频仍,致使许多农民贫困潦倒,被逼上“梁山”。军阀混战,溃兵、逃兵、遣散兵等大量涌出,匪势不断蔓延。各级官员敷衍塞责,官兵怯匪、畏匪,甚至兵匪沆瀣,官匪勾结,造成了土匪猖獗。这些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原因,导致各地匪焰愈演愈烈,以致成为沂蒙山区难以根除的瘤疾。

清光绪朝云南匪患探析

清光绪朝,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控制力愈加式微。一方面,积重难返的内治之困--膨胀的人口、凋敝的经济、频繁的灾荒使得云南社会、经济与政治全面失序而游匪不断。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末越、缅两邻国被法、英实际控制,中国西南边防局势骤然生变。不断进逼的“外患”使得大量游匪流窜于中越、中缅之间频频衅乱。内外力的双重挤压与拉扯之下,云南各类匪患丛生,其负面影响已经侵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光绪朝云南地方社会的恶疾。

论新中国成立前后皖西地区的匪患治理

匪患是民国时期遗留的社会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皖西大别山区毗邻湖北、河南,山高林密,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皖西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了统一的剿匪领导机构,将军事清剿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起来,并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参与其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皖西地区的匪患进行治理,肃清了困扰皖西人民的匪祸,为皖西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治理皖西匪患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在调查研究匪情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匪患治理措施,并注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消除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错误观念,为彻底根绝皖西匪患提供了有力保障。

清代皖西地区匪患问题探析

清代皖西匪患种类较多且频发,对社会生产和百姓生活造成了很大危害。匪患发生年份不均,在顺治朝与咸丰朝有两个高峰期。匪患在皖西空间分布差异也较为明显,霍邱县最多,英山县最少。其多发原因与当地民风彪悍、自然灾害、人地关系、社会环境、吏治腐败等息息相关。地方官府通过武力清剿、推行保甲等措施剿匪,并积极通过设立义仓、播发稻种与耕牛等方式,来减轻灾害、恢复生产。皖西百姓也积极采取多种方式抵御匪寇,如兴办团练、构筑堡寨等。

民国时期皖西地区匪患研究

民国时期皖西地区匪患种类较多且频发,严重破坏了当地百姓生活与社会生产。皖西匪患综合实力较强,表现为武器装备精良、人员规模较大及作战经验丰富等方面。匪患在皖西地域分布差异较为明显,霍邱发生次数最多,舒城次之,其余县城较少。其多发原因与风气异化、自然灾害、人地关系、社会环境、吏治腐败等息息相关。民国历届政府采取武力清剿、抚慰收编等举措进行剿匪,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成效;皖西百姓通过组建民团的方法积极御匪,有效减轻了匪灾影响;中国共产党运用整顿吏治与发展民生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成功肃清了长期盘踞在皖西地区的匪患之祸。

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及特点研究

匪患是政局动荡不靖、社会病态的产物。云南近代社会严重的匪患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时间上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四年、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民国时期云南匪患具有为害土匪数量众多、规模巨大,土匪活动猖獗、匪患十分严重,匪患爆发地域不平衡等三个特点。

民国时期东北匪患产生的日本因素探析

日俄战争期间为了在争夺中取得有利条件尽早制服对方,日俄双方都处心积虑地拉拢和培植东北地区的绿林土匪,这成为东北匪患的一个重要源头。日本在日俄战争战胜俄国获得在东北的独占权后,十分重视对土匪的研究与利用,秘密地怂恿、支持一大批日本军官、间谍、浪人潜入东北,乔装华人,组织政治土匪,干扰东北政局,为日后全面侵华做准备。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伪满洲国,日本更是在此全面经营土匪势力以配合全面侵华战争,这成为东北地区匪患横行的又一源头。

“走西口”与近代绥远地区的匪患

清末民国时期,走西口移民大量涌入绥远地区,给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带来很大冲击。近代以来历届政府出于移民实边、充裕国库的需要鼓励老百姓走西口,但并没有对整个移民活动进行统筹规划,也没有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障移民的权益,使他们能够在移入地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走西口"移民活动完全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一种无序的状态进行的。加之近代绥远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基层控制能力薄弱以及移民自身素质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部分移民最终走上了匪盗之路。

郭嵩焘治理广东匪患

近代以来广东民风强悍,偷盗、械斗盛行。地方吏治腐败,官员勇弁无视法纪。同治初年清军与太平军余部作战不断,加之当时自然灾害频发最终导致多匪成患。郭嵩焘抚粤时采取一系列治理匪患的措施,通过整顿吏治,严肃纲纪杜绝乱源;采用重典,严厉捕杀重兵进剿多年积匪;竭力筹饷,保障剿匪军需;并且通过疏通民气,整顿民风来改变社会风貌,最终取得了较大成果。

异变与糊裱——晚清时期皖北匪患的成因与应对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传统社会的控制力不断销蚀,清廷对地方的统治渐次失位。这一时期,地处淮河流域的皖北地区在传统民风异变、地方固有自救模式荒废、特殊的地缘因素以及灾害多发等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匪患频仍。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以及维护地方秩序的稳定,清廷和地方士绅采取以下应对措施:首先以教化为本;其次将官方传统的蠲赈与新式"以工代赈"相结合;最后注重地方自救模式的重建。然而,深入考察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对晚清皖北社会发展的作用,却极其微弱。

广西“匪患”与金田起事——基于清方军事部署的考察

广西"匪患"对于金田起事的影响并非学术界从前认为的那样有利。相反,拜上帝会的强势让清方很快便将原本用于清剿各地"匪患"的外省精兵全数调往金田。清方剿捕重点的转移使拜上帝会于起事后不久便面临着重兵围困,形势相当险峻。负责"剿匪"事务的李星沅亦因此压力陡增,因其必须尽快一举剿灭金田"会匪",否则将因各地"匪患"未靖而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而李的急于"进剿"对拜上帝会恐更为不利。虽然官军对金田"贼巢"的"进剿"过程颇为不顺,稍后各地"匪患"的再度加剧也令李星沅颇感焦虑,但胜负的天平实已倾向官军。

倪嗣冲与民初安徽匪患治理

倪嗣冲于民初统治安徽近十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在倪嗣冲一生的社会政治活动中,民初治理安徽匪患是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其治理动机、策略还是治理成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有进一步探讨的学术价值。民初安徽匪患严重,不仅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破坏了社会秩序,阻碍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严重危及倪嗣冲在安徽的统治。倪嗣冲一生推崇武力,政治思想保守,在他看来,"匪患"既包括盗匪以及由破产无业游民、散兵游勇组成的土匪武装,也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人等政治对手,因而针对不同对象,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主要有:对于一般盗匪,则组建民团,维护地方治安;对于政治对手以及危害较大的土匪,则派兵进剿,绝不姑息;对于活动于与其他省区交界的土匪,则联合相关省区,共同围剿;对于由散兵游勇组成的土匪武装,则软硬兼施,尽力招抚收编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民初"匪患"的社会根源并未消除,加上倪嗣冲军队军纪较差,百姓怨声载道,匪患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倪嗣冲之后的安徽,社会秩序依旧混乱,政局依旧动荡,民众大量流亡,成为安徽尤其是皖北地区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

匪患对黄土高原居住形态的影响探略——以近现代陇东为例

近现代陇东地方居住形态主要表现出两种形式:一是散居型,住民远离河川、大道,遁隐于偏僻之地;二是聚居型,聚族居住,建堡自卫。近现代陇东社会所呈现出的这种居住形态不仅受地方自然条件、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安全防卫、抵御劫掠的安全需要同样深刻影响着近代陇东地方的居住形态。随着社会由乱而治,住民逐渐搬出深山,向河川、阔塬等水、路、地条件较好的地方集中,窨子、堡子等防卫性建筑因丧失使用价值而遭废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

民国广东四邑侨乡匪患与华侨护乡

论文介绍了民国时期广东四邑侨乡地区的匪情及其产生的原因、海外华侨参与四邑侨乡治匪的方式和举措;分析阐述了匪患期间华侨护乡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从民国广东四邑地区治匪的个案来看,侨乡与华侨社会之间存在较为频繁的人员、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海外华侨的积极参与在治匪护乡活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华侨这种外部力量对侨乡社会的作用时,不能忽视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对侨乡社会的影响。尽管华侨在四邑侨乡具有一定地位,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力量无法与中国乃至四邑的腐朽势力相抗衡,结果致使其维持治安的效用有限。

广西匪患的根治述论

建国初期，广西匪患严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广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经过３年的不懈努力，广西百年匪患得以根除，这为抗美援朝及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广西剿匪斗争的经验教训。

新世纪民间记忆写作里的民国匪患与战乱

新世纪初民间记忆写作里的民国匪患与战乱,与文学史上以虚构小说为主的土匪、战乱题材写作差异明显。源自个体记忆的缘故,其写作匪患与战乱对普通个体命运的影响,或更具私人性与"在场感",初步具备了新的美学特征与写作突破。

民国时期巢湖匪患的历史考察

民国时期,环巢湖地区湖匪横行,正常水路交通运输被阻断,巢湖沿岸民众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初期,各股湖匪依据天然地势划定各自活动范围,统一指挥,按级服从,分散活动。抗战末期,湖匪之间矛盾迭生,难以并存,湖匪队伍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和争取下逐渐分化。纵观民国时期巢湖匪患问题,与环巢湖地区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息息相关。

清代四川巴县匪患的类型、分布及应对

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使四川成为清代匪患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巴县因其特殊的区位,匪患又居全川之最。在巴县的各类匪患中,野外拦抢是主要形式。在年份分布上,巴县匪患呈现总体上升的态势,并随历史形势有所波动;在月份分布上,集中于农历十二月与二、三月份;在空间分布上,除了交通线周围与边远地区外,城池内外坊厢亦出现密集分布。清廷对于巴县匪患的治理方式,更多是从治安管理的表层出发,而没有从安置流民的根本做起。所以尽管付出诸多努力,但匪患依然不断加剧,并有向政治中心蔓延的趋势。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抗战时期四川土匪人数多、分布广、清剿难,严重影响了作为西南大后方抗日根据地四川省的社会稳定和整个抗战大局。鉴于此,国民政府与四川省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有确立剿匪指挥机构、颁布治匪法令、剿抚并施、查禁非法组织、扶贫济困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抗战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的措施及意义应得到肯定。

民国湘西匪患成因浅析

民国时期,湘西土匪为害甚烈,成为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严重影响到地方社会进程和人民的生产生活。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是由当时地的经济、政治、地理环境、民族、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