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FDI区位变动分析与前景展望

改革开放开启了FDI大规模进入中国的闸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吸引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连续第四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由于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以及各地区在自然禀赋、技术水平、集聚效应、文化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对外面临全球经济放缓、“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新兴势力崛起、全球权利重心转移等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对内面临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如何提高外商投资黏性及实际外资利用水平,促进FDI区位分布合理化、均衡化是一个重要议题。

外商投资的区位变动分析

文章利用1983～2000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外商投资区位的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综合评价了我国中部5省、华东和西部的区位优势,提出了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的建议。

环境管制影响下的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机制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地环境管制。②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决定因素：基于D-G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从拓展的有关企业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D-G模型出发,基于1980～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分析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和中国加入WTO以后FDI进入中国的区位变动特征及其决定因素。本文结论显示:1992年和2002年是FDI进入中国区位变动的两个转折点;FDI进入中国的地区集聚效应显著;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东部地区FDI进入的推动作用明显,对中部和西部地区FDI进入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劳动工资提高会引起FDI进入中国的规模下降,对FDI进入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抑制作用尤其显著。

区位变动与空间重构:近代晋南农村市场景观的形成——以荣河县为例

历史时期的市场景观是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集镇数量的变化及其在区位上的变动是历史时期市场景观结构动态变化的主要表现。本文以荣河县为例,考察了长期延续的集镇的区位条件和集镇区位变动频繁的现象,揭示了其景观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环境的变化、新经济因素及市场机制等方面的影响。这种聚落景观与市场景观不断转换的现象,使晋南的农村市场景观在经过一系列的空间重构后,形成了汾涑盆地、泽潞盆地、西部丘陵山地、东南山地的集市密度由高到低排序的景观特征。

开放三十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演变及动因分析

开放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对外逐步开放的特点、跨国公司在华战略布局以及我国各地区对外资吸引力的差异等因素,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呈现不平衡和动态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FDI在华投资30年的回顾,总结FDI进入中国不同区域三个阶段的特点、在华投资区域产业分布的特点以及不同来源地FDI区域分布的特点,指出中国政府的政策性因素、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因素和地方发展的禀赋性因素是造成FDI在华投资区位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