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从经济区位论的角度，研究了区位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以及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提出以下观点：①各级政府或决策部门可通过一定的区位政策，如区位投资环境的改善、区位补助金和区位倾斜政策等来诱导或限制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行为的空间选择，最终实现国土的有效、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②区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使利益空间的界限扩大或缩小，加速或缓减产业的空间集中或分散，刺激新产业区位生长点的形成，以及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等。

区位政策环境差异对FDI决策的影响

区位间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的政策竞争 ,是中国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一种不良现象。近年来 ,这一问题有着扩大和蔓延的趋势 ,长期存在将对外向型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决策要素的理论与现状分析 ,论述了区位政策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 ,提出了限制区域引资政策过度竞争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措施。

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区位政策观察

目前，朝鲜境内有罗先与开城两个自由经济贸易区和金刚山旅游特区。罗先自由经济贸易区是朝鲜政府最早设立的面对第三国开放的地带，也是目前中国企业对朝投资比较集中的区域。对罗先贸易区现行的有关区位政策法规进行透视，有利于确定中国企业对朝投资的定位和走向。

区位政策与徐连经济带的发展

徐连地区是江苏省的“大西北” ,随着国家开发我国西部呼声日益高涨 ,对于经济发达的江苏省来说 ,徐连地区的发展问题 ,应该是江苏省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而言 ,如果是靠市场经济或者发达地区的幅射作用的话 ,速度慢而且易造成差距愈拉愈大 ,因此 ,需要一定的区位政策来扶持徐连经济带 ,本文就区位政策对徐连经济带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和研究。

以区位导向政策促进全域共同富裕:基于流动、集聚、均衡的分析框架

基于流动、集聚、均衡的空间经济分析框架,明确了经济特区政策、欠发达地区支持政策、交通与通道建设三大类区位导向政策的基础逻辑,分类总结了典型区位导向政策的实施背景、主要内容及实施效果。第一,区位导向政策对特定地区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区位导向政策实施效果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区位导向政策与地区发展基础的匹配,决定了政策实施效果。第三,区位导向政策的效果评价以双重差分法为主,需要加强投入产出分析和比较制度分析。第四,区位导向政策存在明显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五,区位导向政策影响资源空间配置,是其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核心机制。由此,区位导向政策设计需要匹配地区发展基础、适应地区人口发展特征、兼顾公平和效率、兼顾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以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全域共同富裕。

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劳动者工资提升效应研究:来自开发区设立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开发区为典型代表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是“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载体。基于中国开发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结合2011—2019年CHFS五期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地理信息编码及空间匹配方法构建综合数据集,采用双重差分法模型(DID)考察开发区设立对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建立何种开发区更为有效,建在何处更能实现产城融合,以及对何种劳动力市场影响更大等一系列问题。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劳动者工资性收入,这一结论也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从政策差异看,高新区和距离城区较远的开发区更有利于政策效应发挥;从区域差异看,开发区设立有利于提升紧凑型城市和人口密度较高地区的劳动者工资性收入;从劳动力市场差异看,开发区对男性、农村户籍、居住在城镇地区劳动者工资性收入的提升效应更大。拓展性分析表明,以管委会为圆心,开发区工资提升效应的地理距离衰减边界为10 km。因此,坚持以提质增效为引领,依托城市紧凑式空间布局,打造连接城乡发展的空间支撑节点,是开发区推进产城互动、城乡互融,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

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土空间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对企业研发策略有着关键影响。基于2003—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会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持续性,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通过营造创新环境与增加政府补助方式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持续性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持续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在资源禀赋短缺省区市、高等级城市、中西部地区与国有企业层面更为显著。据此,提出加大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支持力度、深化企业可持续技术创新服务、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的政策建议,以助推企业持续性技术创新,引导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位导向性政策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6—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作为区位导向性政策,运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分析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区位导向性政策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主要通过“财政支持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两条渠道来实现;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所在地区域财政资源更丰富、区域创新能力更强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试验区政策与其他区位导向性政策存在一定的联动效应并具有正向扩散效应,可带动周边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

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基于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证据

在产业分工深化背景下,服务外包的兴起为企业创新过程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但目前关于城市服务外包政策实施如何影响示范城市企业创新绩效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据此,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以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和三重差分法评估区位导向性产业政策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设立能够显著促进试点地区企业的创新绩效。机制检验表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有利于增加企业开发支出、助力以资本替代劳动和降低企业营业成本,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设立对具有年轻高管团队的企业、位于东部地区示范城市的企业、具有低融资约束度的企业、处在开发性创新阶段的企业和高供应商(客户)集中度的企业而言,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此,服务经济转型的情境下,识别基于区位导向性的服务外包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促进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联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区位导向性政策与高质量就业--基于中国开发区设立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中国最典型的区位导向政策——开发区政策对本地区就业匹配质量的影响效果、异质性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开发区设立带来的就业冲击能够显著降低本地区的就业不匹配程度;以教育年限计算,设立开发区能够使本区县的就业匹配程度显著提高19%。第二,开发区设立对于女性就业者、年轻职工和高学历劳动力就业匹配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第三,开发区政策能够通过扩大就业市场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专业技能需求以及增加职位晋升机会等途径提高本地区的就业匹配度,缓解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结合上述研究发现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就业现状,建议相关部门通过加大扶持政策鼓励自主创业,积极推动以“数字经济+新基建”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强化产学研合作、加速高校人才培养改革等方式来提高就业质量。

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最新进展及对雄安新区建设的启示

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研究的最新进展为雄安新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方法。通过总结国外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现实应用,发现其具有应用灵活、实施区域不完全按照现有行政区划、政策目标多元化等新特征。从理论上看,集聚外部性、劳动力市场摩擦与空间关联效应的存在为区位导向性政策提供了理论合理性,但其作用的发挥受诸多因素制约。在实证评估中,现有研究主要利用基于微观大数据的拟自然方法估计区位导向性政策的因果效应,但现实中其具体效果差异很大,同一政策的效应在不同区位与时点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雄安新区建设中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区域协调,并对其进行针对性评估。

打好区位政策牌加快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

（方群委员代表民革福建省委员会的发言）平潭国际旅游岛进入加速建设新时期，但政策支持上有待突破，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旅游项目开发不够，缺乏人才智库支撑，产业支撑能力相对不足。为此建议：一要抓住时代新机遇，努力探索新政策，省政府应向国家申请尽快出台支持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指导意见，高标准编制《平潭国际旅游岛发展规划纲要》。

区位导向性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以我国开发区政策为例

从地方政府异质性的角度出发,探究区位导向性政策——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熵平衡基础上的双重差分方法对开发区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开发区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区内企业创新;(2)地方政府效率越高、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3)开发区政策对民营企业和中低技术行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区位导向性政策下广西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

基于2003-2020年人口与经济面板数据,采用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双变量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重心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方法系统分析广西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及时空演变,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剖析区位导向性政策对广西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结果发现:广西各市内部人口地理集中度不高,空间分布较为分散;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各市人口与人口、经济与经济之间不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其空间格局为随机分布模式,且各市经济之间属于竞争型空间关系,不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同时,广西全区人口和经济重心持续向西南方向迁移。

区位导向型创新政策与城市生态效率——来自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证据

创新型城市建设作为典型的区位导向型政策,是中国城市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举措。利用2003—2016年中国1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这一区位导向型政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的设立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作用显著存在并呈现出持续增强的趋势。在改变关键变量的衡量方法、变换估计策略、更换处理组和进行安慰剂检验后,主要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非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结构效应和绿色技术效应是创新型城市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渠道。研究结论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环境影响提供了有效评估,同时为这一政策的精准实施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国家高新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高新区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进行了识别与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政策实施有助于提升地区创新水平,但国家高新区政策影响城市创新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高新区成长周期及所属地区环境,处于成熟期或者位于东部地区的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具有更强的带动作用;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发现,随着国家高新区发展日趋成熟,其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大。

区位导向性政策的空间异质性实证与启示——以浙江省特色小镇为例

选址是影响区位导向性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浙江特色小镇为例,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检验了该项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随着到大城市距离的增加,特色小镇创建对区县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先下降再上升,呈“U”型非线性关系,与新经济地理学中“中心—外围”模式的预测一致;与邻近大城市跨越省界会明显削弱特色小镇创建的政策效应,证实了省际市场分割存在,而与邻近大城市同省跨市则不影响政策效应,说明省内一体化已初步实现。未来区位导向性政策在选址时要遵循市场潜力的空间变化规律,因地施策,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日本的产业集群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01年日本中小企业政策、产业区位政策和区域产业政策演变与发展为新的产业集群政策。该政策主要体现为两个政府行动计划:经济产业省的“产业集群计划”;文部科学省的“知识集群计划”。“产业集群计划”启动了19项集群计划项目;“知识集群计划”启动了10个项目。为了推动这些项目的执行,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改变了内部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并对集群形成活动给予了极大的财政资助。5年过去了,日本的产业集群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该集群政策及其贯彻方式,给我们以若干启示。

区域政策的效应评价与调整方向

作者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大国,要同时实现资源在部门间和地区间的优化配置,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产业”和“地区”相结合的“优区位倾斜政策。”

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于2009年开始大幅推动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的主要设立方式,这标志着我国开发区从数量扩张迈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以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62015年城市层面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增量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能显著提升其所在城市的创新水平,且对具有创新比较优势城市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的创新提升效应主要由城市企业的税负下降(“政策效应”)、产业集聚度上升(“集聚效应”)和高新技术企业进入(“创业效应”)来实现,而不是城市内部的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选择效应”)的结果。国家级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能够助力城市产生高水平集聚、促进高质量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为我国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