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正犯体系的反思性检讨

我国于共犯体系的选择上存在单一制与区分制两种不同主张。近年来,双方的理论对立逐渐深化且仍然激烈。对单一制作出系统性反思与检讨,既有利于廓清理论争议,也是抉择所需。经反思,在观察视角层面,单一制无视共同犯罪的团体性本质;在立法层面,单一制与我国立法进程及胁从犯规定不符;在理论层面,单一制无法真正引入归责理念,并且存在不当扩大、缩小处罚范围以及不能合理说明身份犯共犯的可罚性之缺陷;在实践层面,单一制不具有量刑以及主犯、从犯刑事证明指导功能。应从共同犯罪的团体性本质出发,构建中国特色“主—从”区分式共犯参与体系。

分野与合流:单一正犯体系与区分制共犯体系的反思

犯罪参与体系的选择上,存在单一正犯体系与区分制共犯体系之争。自然意义上,行为人实施犯罪必须要利用工具,此谓单一正犯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区分制共犯体系通过规范将对不同的情形进行切割。在形式客观说的框架之下,两大体系的区分核心在于对构成要件的理解;随着实质客观说或支配说的兴起,两大体系的争议焦点落在"是否需要借力正犯-共犯框架以及共同犯罪框架"这一问题上,并在以此延伸出的具体问题上存在争论。但是,随着区分制共犯体系内部最小从属性说、行为共同说、因果共犯论等理论的兴起,两大体系在诸多具体问题上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因此,两大体系的探讨本身不具实益,采取恰当的理论解决具体问题才是颇有裨益的。

单一制正犯体系之质疑——兼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单一制正犯体系近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主张我国立法也属于单一制正犯体系。单一制正犯体系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片面追求克服处罚漏洞而又不能完全消除处罚漏洞以及有损构成要件定型性等诸多缺陷,并不值得提倡。我国刑法规定及其司法适用说明我国属于区分制正犯体系。以区分制正犯体系的立法为基础,构建精致化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共犯理论体系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评单一制正犯体系与我国共同犯罪体系的归属

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为单一制正犯体系提供了想象空间。单一制正犯体系的突出优点在于克服了正犯和共犯区分上的困难,但缺乏牢固的理论根基、可能损害构成要件定型性、将区分制共犯体系的困难推后至量刑阶段。基于伦理和道义的考量、实定法的考察和规范论的依据,我国宜选择区分制共犯体系。

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以是否区分参与人的类型和程度为标准,划分了单一正犯体系和区分制共犯体系。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所有犯罪参与者只要为犯罪成立提供条件的,均按照正犯处理;将犯罪参与者以作用的大小为标准划分为主犯、从犯;对实行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规定了统一的法定刑;这些均符合实质的单一正犯体系的特征。将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归属为单一正犯体系,避免了理论上因区分正犯与共犯而导致的问题,有利于科学定罪、合理处罚。

区分制共犯体系之主张及其根据——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阐析

共犯体系是共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共犯研究意义重大,共犯体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共犯体系作为一种共犯理论,其确立离不开刑法教义学立场的阐释。从刑法教义学角度,阐析区分制共犯体系这一主张及其根据,最终将我国共犯体系定性为区分制共犯体系。在理论根据上,区分制共犯体系迎合了法治国思想的要求,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行为刑法观念的体现;在标准根据上,对正犯与共犯不法行为评价的差异性以及实质客观说的适用,为区分制共犯体系注入了存在的合理性;在规范根据上,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在制定法律时就已经有意识地为犯罪参与类型的区分留下了空间。

区分制下无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研究

关于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成立身份犯共同正犯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争议。探讨我国刑法理论中无身份者成立身份犯共同正犯之前提要素,首先应明确我国是否属于区分制共犯体系,其次应探讨在理论上无身份者是否可以分担身份犯的实行行为。在区分制共犯体系下,应对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中的“共犯”进行广义理解。当无身份者在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中分担部分实行行为并起到重要作用时,其具有与有身份者同等的正犯性与法益侵害性,可以认定无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共同正犯。

帮助犯问题的单一制体系方案

刑法总则明文规定帮助犯乃运用区分制方案处理帮助犯问题之前提。区分制方案固然能解决部分定罪处罚问题,却有不少理论缺陷。我国刑法总则不规定帮助犯,只能按照单一制方案处理帮助犯问题。区分制方案无法妥当解决的定罪处罚问题,按照单一制方案解释我国刑法规定便迎刃而解。单一制方案不会前移未遂犯范围和不必要地扩张刑罚。对于我国司法实务中帮助犯问题,运用单一制方案处理比运用区分制方案处理明显更为优越。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共同正犯——单一正犯体系的视角

主张我国刑法也是采取区分制犯罪参与体系的论者,有的认为我国《刑法》第25条、也有的认为第26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并以此作为我国刑法采取区分制体系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我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均不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不仅在这两个条文中找不到“共同正犯”或与之含义相同的词语,而且对这两个条文所指涉的犯罪参与人,也没有类似德、日刑法“依正犯处罚”的规定;况且,采取单一正犯体系的我国刑法,并不会有区分制体系的刑法所特有的那种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根本原因在于,区分制体系下须用共同正犯的规定和理念来解决的定罪处罚难题,在我国的单一正犯体系下并不存在。

论正犯与共犯区分之中国选择

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存在于区分制共犯体系之下,是德日刑法共犯理论的重点与难点。德日刑法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必须承担对参与者的定罪与量刑双重功能,在刑事司法实务压力下,正犯概念趋向实质化。我国也存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问题,囿于我国犯罪参与立法以主从犯区分为核心,过于注重共同犯罪者的量刑,我国应建立定罪与量刑双层区分体系,通过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实现对参与者的定罪,主犯与从犯的区分解决对参与者的量刑。因而,正犯概念不宜实质化,对正犯与共犯区分标准应采取规范的实行行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