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能否被采纳为定案根据问题,在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作法也截然不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此问题所涉及的社会价值的取向不同,制裁犯罪和保护人权,作为法制建设中的两个杠杆往往难以保持完全一致,二者发生矛盾的现象在所难免,这两者的动态平衡关系一个突出的体现就在于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上。 刑事非法证据如何界定,在我国应构建什么样的证据排除规则等问题,是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也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争论颇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完善诉讼立法,推动证据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

夫妻忠诚协议是目前民法学界与实务界遇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新问题。关于夫妻忠诚协议的效力,可谓众说纷纭。有主张完全有效说的,也有主张完全无效说的,还有的学者主张要区别对待,笔者赞成区别对待说。本文首先介绍了夫妻忠诚协议的内涵和婚姻法的私法本质,接着介绍了关于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学说,最后笔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夫妻忠诚协议的观点和理由。

关于职务侵占罪的共犯认定问题探讨

刑法学界对职务侵占罪共犯的认定包括“分别定罪说”等诸多观点,其中“主犯决定论”在职务侵占罪共犯的认定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从职务侵占罪共犯认定的诸观点入手,分析诸观点作为寻求解决职务侵占罪的共犯认定途径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据此认为职务侵占罪共犯的认定应采用“主犯决定论”。

贿赂案件中重复自白的排除标准

贿赂案件重复自白,存在概念的不确定性、言词证据的高度依赖性和高度易变性等特点。对此,理论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存在多种处理模式,主流意见是区别对待说。司法实践中也有绝对排除、不予排除和有限排除三种做法,但总体倾向是不予排除。对重复自白的处理应当坚持维护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平衡、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统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兼顾的原则,故区别对待说更具有合理性。在具体可采性的考量因素上,先前违法取证的严重程度是决定性因素,取证主体和地点的变更、律师参与程度、犯罪嫌疑人的个体情况等是相关性因素,需要从整体上进行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