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与形成机制

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I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

因变而生——碧桂园高成长启示

转变不仅包括对企业生产和服务的技术改进,也包括对战略规划的实施,对内部组织系统的转变,还包括权利的下放及员工责任感的增强。在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中,无论是处于形成、成长阶段,还是处于成熟、衰退阶段,企业都面临着转变的考验。碧桂园从一个即将面临破产的承包商,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转变,后来居上业绩突破3000亿元,这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危机与机遇？碧桂园转变的原因一是来自外部环境压力,自2009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下行,

流域管理:权力产权的外部性问题

水资源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属性要求政府对流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管理,以解决个体使用者的外部性问题。但实际上由于政府并不是只有单一目标的统一组织,在分权体制下,不同区域、部门的政府单元掌握着实际权力。由于权力也存在外部性,各管理区域、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导致政府的管理失效。解决政府权力外部性的办法: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的激励机制;二是严格界定各政府单元的权力界限,对流域进行统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