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四川省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体系研究——基于“一干多支,五区共兴”发展战略的思考

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结合四川“一干多支,五区共兴”的区域协调发展布局,利用熵权法评估四川省各市(州)的创新能力,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四川省创新协同网络进行分析,探究了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成都市是四川省的创新高地,成都平原整体的创新能力显著强于其他四区,存在明显的断层现象;四川省的创新能力呈现出“中心—边缘”的空间格局,成都市的极点效应辐射范围仅在成都平原内,未能同整个四川的创新系统融合;遂宁、南充、自贡等地的中介作用效果不佳,创新辐射的承接效果较差,未能有效带动四川地区创新能力的发展。基于此,提出要建立成都平原与各区间完备的创新互动机制;强化成都辐射,重视中心节点的承接作用;立足区域特点,促进特色发展;促进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实现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等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协同立法的检视及完善途径

为充分发挥法律对区域环境发展和利益协调的保障作用,基于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对部分省市已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本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各地采取的立法模式主要以松散型立法模式为主,尚存在松散型立法模式与水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不匹配、区域间主体协调机制未建立、协同立法后评估和清理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提出了将现有的松散型立法模式转变为紧密型立法模式,构建区域协同立法利益协调机制和完备协同立法后评估和清理机制等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治理区域协同立法的完善路径。

基于边界、方式和目标维度视角下的区域协同创新研究

区域协同创新是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突出了区域各创新主体之间互动与协作的重要性。区域协同创新与区域协同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都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者相互依存,紧密相关。以区域、协同和创新为关键词,对应从边界、方式和目标三个维度探讨区域协同创新的定义,可以进一步明晰区域协同创新的科学价值。未来,区域协同创新要从强化地域、主体间协同创新,统筹推进各层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构建差异化区域创新体系和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四个方面着手,通过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实现区域协同创新,进而为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持。

流域保护区域协同立法的功能定位与规范进路

《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为长江、黄河流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流域保护区域协同立法“入法”后,需要明晰其权力空间与运行规则,提升其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流域保护区域协同立法在本质上仍属于地方立法,是功能主义进路下解决跨行政区域流域保护难题的一种选择,是流域整体性保护的立法回应。就其功能而言,具有落实国家立法确立的流域保护整体目标的实施性功能,以地方合作为中心,解决那些通过单独地方立法难以解决的跨行政区域地方性流域保护问题的协调性、自主性、创新性功能。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明晰其立法层级,建立地方立法规划协同机制,改、废、释的协同机制,交叉备案与后评估机制,深化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流域保护区域协同立法的运行规则。

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路径与规范建构

第二次立法法修改增设了区域协同立法制度,这是对我国立法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有助于发挥立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当下我国已形成了多样化的区域协同立法实践,但从国家法的层面,依法享有协同立法权的主体仅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于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的数量要求及可否跨级协同立法等,我国未做明确规定,同时,对区域协同立法权的行使、区域协同立法协调机制、区域协同立法程序等也未做规定。区域协同立法制度的完善,应当重点从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立法权、立法协调机制及立法程序四个方面展开,适当扩大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的范围,对跨级的区域协同立法行为不可一概否认,对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的数量做必要的限制;对区域协同立法权的行使做必要的规制;充分发挥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在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协调作用;进一步拓展沟通交流渠道并从立法规划和计划、起草、提案审议、公布、批准、实施、监督等方面完善区域协同立法程序。

区域协同创新视角下广东省众创空间运行效率评价研究

众创空间的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区域创新效率。建立能够有效分析众创空间运行效率的科学评价体系,才能找到众创空间无序发展的问题所在,以实现其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和价值利益的最大化。鉴于此,基于广东省众创空间2016—2020年有关面板数据,采用BCC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动静态结合对广东省众创空间运行效率进行客观评价分析,以期为提升众创空间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参考。结果表明:2018年是广东省众创空间转型发展的关键年份,逐渐从开始的规模化增长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但不同城市之间的综合效率水平极不平衡,综合效率最高的为1.000,最低的为0.384;广东省众创空间运行效率整体表现较好,处于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众创空间的整体运营管理水平和技术投入效率逐年提高,但单一的规模驱动增长模式很难保持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变化对众创空间运行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众创空间运行评价指标体系,明晰正确的发展方向,减少资源冗余和浪费。

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评价——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从结构抗毁性和功能抗毁性两个维度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提出改进的AHPCRITIC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采用TOPSIS方法对长江经济带3个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的抗毁性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水平最强,成渝城市群次之,中游城市群最低;随着时间推移,长三角城市群的抗毁性持续增强,成渝城市群呈现“V”型减弱趋势,中游城市群呈现“V”型增强趋势;从结构抗毁性看,长三角城市群持续增强,成渝城市群与中游城市群呈现“V”型增强趋势但增幅较小;从功能抗毁性看,长三角城市群与中游城市群均呈现“V”型增强趋势,而成渝城市群呈现“V”型减弱趋势。

地方竞争与区域协同导向下先进制造业政策适配性评估——以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为例

先进制造业作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量,政府政策支持是增强其竞争力与协同度的必要条件。在地市层面,先进制造业政策普遍孤立且内容同构。政策适配性作为专门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解决此类问题。它包括政策竞争取向与产业竞争力适配、政策配置水平与供给能力适配、政策协同取向与产业协同度适配三个维度,突出积极政策目的和相对需求标准。进一步构建评估的操作化方案并用于粤港澳大湾区九市实证分析,发现部分地市政策在相应维度的适配性欠佳且行业差异较大,政策目标未能紧扣产业结构中的短板进行设置,政策工具泛化且统筹分工机制不健全。为此,可从政策导向与要素选择、资源利用与政策创新、权责划分与统筹协调等方面着力,推动地市先进制造业政策适配性提升。

新时代中国区域协同治理解析与关键议题探讨

面向新时代全球资本的“再地方化”转变,产业链、供应链发生近域重组,区域治理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基于区域协同治理的“客观响应+主动作为”双向驱动机制,重新解析其在时代大背景中的演变历程,揭示区域协同治理已逐步成为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可控的重要保障。总结国际成熟经验,立足本土实践反思,提出新时代中国区域协同治理面对“竞争”与“合作”、“上层”与“下层”、“政府”与“市场”的3个关键议题,倡导转向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发展观念,建立打破行政藩篱的双层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形成政府与市场双轨驱动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阐释与制度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先后确立了区域协同立法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未对区域协同立法权限问题进行直接调整。从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地方立法新样态出发,其立法权限不明既不利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的规范化行使,也会引起其外部其他地方立法样态运行的混乱。有必要基于区域协同立法的性质界定,对它与区域统一立法、各地单独立法的关系予以检视。以此为逻辑起点,引入空间正义理论、外部性理论、辅助性原则,从正当性、必要性、科学性三个面向阐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基础。相应地,以“不抵触原则”与“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原则”的双重适用展开正当性检验,以调整事项影响范围的判定进行必要性考量,并以调整事项或其方法共识度的区分进行科学性评估,渐次推进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制度分析,从而立足理论和制度的内在统一,准确、系统地厘定区域协同立法权限。

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协同发展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使用熵权法测算中国30个省(区、市)2012—2021年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指数,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协同发展水平,采用二次指派程序(QAP)考察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及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水平较高,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水平较低;省份间空间关联较弱,区域协同发展程度较低;块模型分析表明,净溢出板块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协同性最好;总体而言,内部驱动因素中的产业绿色化、产业数字化、产业基础高级化以及外部驱动因素中的政府创新支持度、人口流动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协同发展促进作用较强。

地方高校智库参与区域协同创新的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中国正处于区域协同蓬勃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各类智库在区域协同创新中的作用,这为地方高校智库参与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政策与发展空间。地方高校智库参与区域协同创新,要从地方高校属性和资源优势入手,确立高校智库的战略和服务定位,以区域资政服务需求,确立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此外,地方高校智库还要以打造研究共同体、完善组织保障机制、优化协同创新机制等方式,打造高端化智库品牌,推动地方高校智库的高质量发展。

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与纾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跨级区域协同立法作为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形态,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推动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跨级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巨大的现实需求,2023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由于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各立法主体间存在层级差异与权限差异,在立法合法性、立法权限、立法主体平等性、立法程序方面仍然存在问题,阻碍区域协同立法制度的发展。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遵循地方立法权的“最大公约数原则”、建立健全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备案与生效机制来纾解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完善区域协同立法运行与保障机制,有效适应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

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设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救治的影响

目的:探讨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建设对郑州地区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救治的影响。方法:选取郑州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2015年10月至2020年10月成立前、后收治的STEMI转诊患者,分别设为常规转诊组、区域协同转诊组,各90例。两组患者入院后均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发病后总缺血时间、从发病至首次医疗接触时间(S2FMC)、首次医疗接触到导丝通过时间(FMC2W),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差异。结果:区域协同转诊组患者的总缺血时间、S2FMC、FMC2W均短于常规转诊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区域协同转诊组患者院内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常规转诊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治体系的建设,显著提高了STEMI转诊患者的临床救治效率,降低了院内临床不良事件发生率,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

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当前,海南自贸港文旅产业存在“小、散、同、粗”的不平衡、不协调状态,需要区域协同发展,以实现文化旅游资源、文化旅游信息、文化旅游市场、文化旅游发展空间等的共享,从整体上提升区域旅游的品牌影响力、旅游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可通过构建与完善自贸港文旅产业区域协同发展重要机制,在宏观层面设计“四维协同路径”,在微观层面实施渐进式推进策略,来积极推动文旅产业区域协同发展,并助力旅游经济长期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凝聚“大党委”合力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与深化,客观上函需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构建更为高效、紧密的协作机制,以破解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阻碍。在此背景下,各地积极探索以党建引领创新消除部门壁垒、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形成了绵阳市安州区村级片区“大党委”机制、资阳市雁江区“大工委十大党委”模式等实践创新。

谱写长江经济带“四共”华章--评《区域协同融通:长江经济带的“四共”密码解读》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昌主持召开的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力点,沿江省市要坚持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增强区域交通互联性、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稳步推进生态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以“四共”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协同融通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江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区域协同融通:长江经济带的“四共”密码解读》一书是学习领会该论述的重要读本。该书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精心撰著而成。该书紧扣“区域协同融通”关键概念,从省际共商、生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四方面系统解码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意深远、视野广阔、逻辑清晰、行文缜密。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集聚区域协同发展动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区域协同下的传统村落振兴研究——以铅山县为例

现阶段传统村落的发展正面临多元困境,处在扩张与收缩并存的阶段。如何在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的情况下,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发展规划,改变传统村落单一、薄弱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以铅山县为例,以县域范围内的各传统村落协同发展为基准,对当地传统村落的区域交通、文旅资源、区域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进行评价对比,并进行片区式差异化协同发展调整,探索乡村振兴中更为有迹可循、有序可依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