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区域合作治理效能提升新路径:以长三角为例

近些年来,区域性公共事务急剧上升,区域合作治理成为区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紧迫要求。由于体制障碍、利益羁绊及“搭便车”心态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合作治理还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基于WSR系统方法论,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对区域合作治理的内在结构和机理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新时期提升区域合作治理绩效需要坚持系统原则,统筹科学规划区域合作治理工作,不仅要“懂物理”,遵循客观规律,实现区域资源要素功能最大化,而且要“通人理”“明事理”,健全制度体系,完善合作运行机制,构建良性主体关系,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基于区域空间生产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例

文章将传统的空间生产理论从城市推演到区域层面,提出了"区域空间生产"的概念。指出区域空间生产关系导致新的区域合作治理关系形成,并进而因为新的区域空间生产关系的变迁导致原先区域合作治理关系的解体。文章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为实证案例,说明任何一个区域合作治理关系都是基于特定时空背景下多利益主体的空间生产关系而形成的特定体系,其建立的本质是为了促进特定区域空间生产关系的实现和经济社会资本的增值。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

区域合作治理是长株潭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文章主要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论述了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结构的四个要素,讨论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实现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的路径依赖:体制转换和机制创新。

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雾、霾导致的严重大气污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现行属地管理的行政体制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以京津冀为例分析其缺陷,探索大气污染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从网络治理理论视角提出分析框架,为该治理模式在机制建立和制度设计方面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完善立法与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协调与合作机制、健全监管机制来协调央地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企关系。

南海海洋环境区域合作治理:问题审视、模式借鉴与路径选择

南海周边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区域内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风险,海洋环境治理问题已迫在眉睫。海洋的流动性及域内各国互相依存的关系决定了海洋环境区域合作治理的必要性,但基于南海复杂的政治环境及合作治理法律基础的薄弱性,南海海洋环境区域合作治理的成效有限且进程十分缓慢。通过分析借鉴欧洲北海-东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三大海洋环境区域合作的成功模式,探索适合南海海洋环境区域合作治理的路径。

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初探

在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多种表现形式,容易引起地方政府间不信任,阻碍区域资源的整合;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观念错误、资源的差异、利益冲突和制度缺位;因此,可以通过纠正观念、平衡利益及搭建制度等措施来克服这一问题。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困境与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放在尤为突出的位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区域治理的转型与能力提升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治理受到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制度结构双重困境的影响,而要走出区域合作治理困境,需要对区域合作治理结构进行调整转型,其中包括提升合作意愿和降低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揭示出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的路径包括构建跨界政策网络和改进区域合作激励。

“合芜马”区域合作治理影响因素分析

合作治理是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形式。基于三圈理论,构建"V-C-S"三要素研究框架,分析区域合作治理影响因素,并通过价值判断、能力比较和支持研究,探索契合"合芜马"未来发展的合作治理模式,以推动该区域合作治理走向深入。

承接产业转移中的区域合作治理研究——以“合芜马”三市为例

作为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合芜马"区域在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合芜马"区域整体发展较快,产业结构优化明显,产业布局得到改善,区域协调性增强,但由于存在区域差异,产业承接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些问题。只有通过区域合作治理,才能促进区域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才能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价值视域下区域合作治理:现实困境与有效策略

近些年来,随着跨界公共事务的急剧增多,区域合作治理日益显得紧迫必要。然而,由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区域合作治理还存在公共价值迷失、组织运行低效和合法支持不足等问题。作为新兴的公共管理范式,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在多方面与区域合作治理问题研究相契合。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视角,提高区域合作治理质量,有效实现区域治理现代化,需要做好几个方面工作:增强价值使命,着力凝聚区域合作治理共识;完善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区域合作治理能力;加强政治管理,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支持作用。

毗邻治理:基于支柱产业的区域合作治理

浙沪毗邻地区围绕乡村支柱产业探索形成的“毗邻治理”模式,为“横向到边”的区域合作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参考。这一模式保持了区划格局和行政体制机制基本不变,同时强化了毗邻地区在区域合作治理机制上的深度衔接。“毗邻治理”在区域党建、政府协同、产业支撑、社区治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乡村支柱产业是联结区域合作和建构公共性的关键要素,其要义在于“地方议题区域化”和“私人议题公共化”两个核心过程。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全面联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的行政与自治互动、差序竞争背景下的产业层互补合作、参与式治理背景下生计与治理的深度互嵌,支撑了“毗邻治理”的有效运转。尽管“毗邻治理”有局限性,但仍在动力源头、衔接机制、落地形式这三个方面为区域合作治理提供了实践性的理论价值。

流动性增强背景下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的生成

20世纪后期以来,跨越地域边界的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区域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不过,区域治理绝不仅仅是治理范围或空间尺度的放大,更不能满足于对具体的、个别的跨域公共问题的应激式解决,而是意味着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在最直接的层面上,正是各种社会要素如人、物、资本和信息等跨越边界频繁流动导致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发生。从流动性的历史变迁来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流动性的生成和增强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运用边界管理手段控制流动性的各种制度安排。行政区划管理是对国家内部的地理空间进行划分,并在边界明确的空间范围内设置不同层级的行政建制、行政单位和行政区域,从而实施具体的治理活动。进入后工业社会,流动性加速增强,出现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建立在行政区划管理基础上的传统模式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亟需构建一种包括不同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

论社会资本与区域合作治理

制度因素在区域合作治理中非常重要,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如区域合作治理缺乏政治体制的强大支撑、制度形成的滞后性以及制度在施行过程中的不灵活性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实现良好的区域合作治理,在加强制度因素建设的同时,也必须注重非制度因素的建设。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制度因素,能够在区域合作治理中发挥其积极的效用:在合作治理中更具灵活性;降低风险成本;缩短磨合时间,减小磨合成本;加强区域凝聚力;降低治理成本,优化治理效果。社会资本能成为制度因素之外的补充因素促进区域合作治理的发展。

区域合作治理的组织法构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区域合作治理已成为国家地方治理中的常见现象。在实践中,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治理组织机构呈现出多种典型样态、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组织法构造日趋成熟。不过,由于各区域合作治理的组织构造演进和发展参差不齐,亦亟待总结有益经验,打造出一个适当的组织法模式。适当的组织机构对于推进区域合作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区域合作治理的本质要素在于参与方利益关系。为充分发挥组织法的功效,组织构造应当以此为导向,满足中立性、独立性、参与性、透明性的基本要求。随着区域合作治理的不断发展,实践中逐渐演化出了“决策-执行-咨询”的组织框架模式。概括来讲,决策机构可以分为会议决策模式与实体决策模式;执行机构可以分为分离执行模式与统一执行模式;咨询机构则可以分为不设置咨询机构模式与设置咨询机构模式。在区域合作治理议事决策和利益表达的有效性、管理执行的一致性不高时,组织框架设计应以“决策-执行-咨询”的机构化和制度化为原则。决策机构是具有内部领导地位和体现合作方平等地位的合议制机构。执行机构是以自己名义行使职权并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法定机构,实施一体化领导体制并纳入企业化经营机制。咨询机构是连结公众利益表达的服务机构,其成员组成应体现代表性与多元性,以增强区域合作治理的组织正当性与可接受性。

基于区块链物流技术治理模型的区域合作治理困境分析

随着区域一体化合作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区块链物流技术也在不断加强。本文从市场营销以及区域治理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从物流的相关工具属性,介绍了现代社会中物流的智能化特征,从而探析我们国家的区域合作治理的困境以及如何进行突破,基于区域合作治理中竞争冲突、信息冲突、以及信任机制等问题,提出了协作层、信任层等在内的区块链物流技术的治理模型。

公共物品视角下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区域公共问题愈发突出.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而行政区划导致治理碎片化、社会组织功能性不足、区域合作机制缺失等困境则是阻碍区域合作治理良性运行的桎梏.区域合作治理的优化需要构建良好的政府间关系、创设新型健康的社会组织共治以及完善区域合作治理的配套机制.

基于新区域主义的广东省“核心—外围”区域合作治理——以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为例

针对广东省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兴合作治理空间——经济合作区,基于新区域主义区域合作治理理论,结合案例研究,首先从制度视角深入分析广东省核心—外围合作模式演变的制度构建,然后进一步分析核心—外围地区合作新模式形成的内在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在21世纪资本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是地区间合作的起因,资源互补性和地缘关系成为内在和外在主要动力。在资本空间重构过程中交织着各种地域组织的尺度重组,从"对口扶贫"到"对口帮扶",新时期广东省核心—外围地区合作模式无论是形成机理、表现形式、区域效应,还是政府角色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形成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多元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新区域主义在我国的一种体现。

基于利益视角下东北亚海洋环境区域合作治理问题研究

近年来东北亚区域海洋环境问题不断恶化。为改善东北亚区域海洋环境质量,基于利益视角并以"复杂人假设"为前提,对当前该区域存在的海洋环境合作治理利益诱因不足、利益沟通困难以及利益制衡匮乏问题进行研究。运用地缘政治关系、库兹涅茨曲线、文化认同等理论探索问题的根由,进而提出增强国家间政治互信、加强区域内经济交流、提升区域文化认同度与发展海洋环境社会组织等措施以期推进合作治理进程,团结协作提升该区域海洋环境质量。

纵向嵌入、横向合作与京津冀区域协同标准化的推进——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

区域标准化是我国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的重要抓手,也是区域合作治理的典型形式。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发现,京津冀区域协同标准化以纵向嵌入带动横向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主运行,并匹配有政策激励体系和法治权威保障。在推进过程中,京津冀区域标准协同出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体现为地区差异与利益竞争限制区域标准化合作领域拓宽、中心—边缘治理结构限制津冀参与度提升、行政主导限制区域标准化市场供给“三个限制”,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区域标准化提质增效需锚定提升工作主动性、平衡各地参与度、打通团标“断头路”“三条路径”。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论析——基于地方府际合作的视角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并加快了我国区域合作治理的步伐。区域合作治理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则成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区域经济与区域政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制度保障。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尽快建立、完善适应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合作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治理之间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