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制度化及其实现路径

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意义,推动其向国际法律制度转化,是亟须我国国际法学者探讨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现行国际法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制度基础。新时代,中国应顺势而为,遵循并创新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统筹推进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之衔接互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区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历史根基:中缅北界经济文化圈建构新证

整合多民族文字记载与跨境田野调查发现,成果丰硕的藏彝走廊研究中,关注费孝通先生所言中缅印交角地藏彝走廊西南部前缘的跨境性、整体性研究者不多。通过对中缅北界藏彝走廊族际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心理认同乃至政治归附多维历史实践所蕴含的资源共享、经济互补生存智慧的系统性研究,可印证费孝通先生关于藏彝走廊西南空间的跨境延伸性与该走廊的族际交往交流实质论断,并呈现该区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历程及其多维历史根基,从而反证斯科特“逃离论”的以偏概全之谬。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扎根于现实需要,并拥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上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互信,深化涉海领域务实合作;经济上注重发展海洋经济,使其更好造福于人类;安全上树立海洋安全共同体意识,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文化上坚持和谐包容理念,促进海洋文化的发展与交融;海洋环境保护上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该论述意义重大。通过加强解读和宣传,推动该理念融入海洋规则制定,深入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与海洋文化的交流,探索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多种途径,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落实落地。

集体身份认同与跨国区域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关于东亚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思考

集体身份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然拥有的社会角色,对某种集体身份的认同或排斥是选择的结果。在日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集体身份认同的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整合的成功与失败。对于区域性国际社会成员而言,国家认同和跨国社会共同体认同是最重要的集体身份认同。这两种集体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关系,并对地区局势乃至全球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东亚共同体建设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身份认同基础,但这种认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存在着退化的风险。在目前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国际局势下,东亚一体化进程可以采取多轨道、多线路、多层次、多领域、以小促大、以民促官的方式逐步推进。其中,培养东亚各国及其国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和构建东亚社会共同体最为关键。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细化,反映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和价值目标。它创造性的继承并发展了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成员基于海洋共识和共同的海洋利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合作形成的联合体,包括海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区域可以通过实施多边海洋行动,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关系的升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海洋观,中国在全球可以通过构建海上丝路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和形成国际海洋法律新制度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

共建共治共享视域中新型市县关系构建机制探析

市县关系是府际关系治理中的关键问题。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市县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不仅背离了省直管县改革的初衷,也影响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优化和重构新型市县关系,需要厘清地级市与直管县责权利关系,促进市县关系制度化;构建地级市与直管县利益分享和成本分担机制,协调市县利益关系;构建地级市与直管县协商合作机制,实现县市协调发展;构建地级市与直管县信任机制,增进市县合作共识。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向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定位

近年来中日关系逐步转寒回暖,无论政治交流氛围,还是经济合作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这离不开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日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中日关系缓和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安倍首相访华及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会之后,两国政府在努力建设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上达成多点共识。中日双方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平台,进一步致力于深化经济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共同培育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加速东北亚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