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域多样性的煤炭行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文章从我国煤炭行业区域差异性出发,分别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各地区煤炭行业生产规模占全国份额、煤炭工业总产值占区域经济的比重、区域煤炭企业平均产量的差异性进行分类研究,依据行政干预强度的不同,设计出行政主导式、行政分散式和企业主导式等基于区域多样性的煤炭行业管理体制,为区域煤炭行业管理体制提供了创新途径。

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

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主要有两方面内涵:(1)景观多样性,包括自然景观的多样性、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以及景观认知与意义的多样性。(2)历史道路与发展进程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历史发展道路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在历史进程中的差异以及影响历史发展诸要素的区域差异。区域多样性的视角与思想方法,试图摆脱以"王朝更替"为中心线索的区域史叙述与阐释模式,强调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内部差异与多元构成,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条单一的轨迹,不同的区域都可能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脉络。

中国水生蔬菜作物野生近缘种多样性热点区域模拟

水生蔬菜作物是长江流域农耕文明驯化作物中的独特类群,其野生近缘种是育种和品种改良的宝贵遗传资源。本研究从中国植物+物种信息系统和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获取了10种水生蔬菜作物的36个野生近缘种的地理分布数据并进行了校对,结合相应的气候因子数据,使用最大熵模型(maximum entropy model,MaxEnt)构建生态位模型,并对物种未来分布变化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水生蔬菜作物野生近缘种多样性热点区域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与长江流域农耕文明起源地相重合,表明农耕文明对植物资源的就近利用。在未来升温的气候情景下,水生蔬菜作物野生近缘种适宜分布热点区域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多样性热点区域中心向高纬度地区迁移,这有利于水生蔬菜作物野生近缘种多样性的维持和提升,并为其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球创意城市的区域多样性与网络结构特征

创意城市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然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创意城市构成要素,缺少从全球尺度分析不同地区创意城市发展的异同性。本文系统梳理创意城市的概念内涵,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城市为基础数据,通过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考察了全球创意城市的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区域多样性以及“创意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全球创意城市在类型上以手工艺和民间艺术、音乐为核心主题,在空间上呈现以西欧、东北亚、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为主要集聚地的发展态势。(2)全球创意城市因受到历史文化和地理邻近等因素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区域聚类现象,全球国家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音乐媒体艺术类国家(以欧洲和加勒比海国家为主)、文学创意类国家(以印欧语系国家为主)、手工艺与民间艺术类创意国家(以古丝绸之路国家为主)、设计创意及美食类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主)。(3)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美国、中国等国家在全球创意城市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中国创意城市数量较高,但网络中的度中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主要由于中国的创意城市存在较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缺少多样化创意发展战略。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焦点问题研究

2015年联大69/292号决议决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规定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本文通过分析与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以及《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国际条约,在定义、范围、获取、惠益分享及遵守等方面的经验;与划区管理工具相关的特别敏感海域、脆弱海洋生态系统的海域以及生物和生态学重要意义的海洋区域等方面的经验;与环境影响评价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南极条约体系等国际组织下的相关讨论。基于主要国家和利益集团的立场和主张,提出我国应做好相关各项准备工作,积极参与国际协定谈判,切实维护国家海洋利益。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方法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开展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但以往研究对苔藓、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等关注不够,而且调查大部分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有的部分调查成果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难以满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需求,因此亟待组织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在整理历史和现有生物多样性调查技术的基础上,推荐采用网格法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按照10 km×10 km分辨率,将全国划分为97109个调查网格;制定了陆生高等植物、植被、陆生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昆虫、大型真菌、内陆鱼类、内陆浮游生物、内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内陆周丛藻类以及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12个类群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技术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动态更新、信息共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从调查内容规范、评估指标体系和技术要求等方面探讨了陆域生态系统与物种调查、重点河流水生生物调查、重点物种调查、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技术方法,并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规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技术方法在横断山南、武陵山、太行山、西双版纳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得到应用,同时北京、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份和祁连山、武夷山等区域也采用该技术体系开展调查,网格法得到逐步推广,并获得大量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等提供了基础数据。

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建设法律问题研究

以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建设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建设的重要性,研究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有关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建设法律机制的完善对策。

森林景观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森林资源减少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明确影响区域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关键森林景观因子对深入了解森林景观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对象,从森林景观的数量、质量、分布等方面选取11个指标,通过相关分析、弹性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研究森林景观指标与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结果表明,所选用的表征森林景观的指标,除平均树高外,均与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相关(显著水平0.05),与森林密度(每公顷株数)的相关性最好;区域生物多样性对平均胸径变动的敏感程度最强,森林景观分布均衡度次之,有林地面积最弱;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了多元回归方程,表明在多因素综合影响下,影响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指标作用大小为:活立木蓄积量>每公顷株数>平均胸径>森林景观分布均衡度>林地面积。研究结论为科学管理森林景观,提高区域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一定依据。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RCEP还是TPP?——评《多样性视阈下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出现了RCEP和TPP两种路径的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都要基于东亚各国间存在巨大差异性这一现实。《多样性视阈下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一书运用生物生态·生态学中生物多样性促进生物共进化的理论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东亚各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视角独特,具有较好的创新性;研究主题新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问题导向入手,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参考。

广东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规划建设策略

在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范围的基础上,编制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是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举措。以广东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为例,基于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现状,结合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在区域内实施分类管理,重点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等对策。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划定方法研究——以青岛为例

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划定方法的研究是关键。本研究融合了遥感解译、模型评估和物种调查技术,将生态系统和物种测度方法进行结合,提出综合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划定方法,并以青岛市为例,划定了10个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9个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面积分别是873.34 km^2和707.23 km^2,主要保护对象为森林、湿地、草地、岛屿、海洋生态系统及特有物种资源、濒危物种资源、渔业资源。该划定方法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划定提供借鉴,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基于区域人群多样性的图书馆服务空间变革

现阶段,我们已处于智慧时代,而智慧时代下的图书馆不应只是智能技术的应用。笔者认为智慧图书馆需根据不同区域的用户需求,提供与区域人群相适应的各项服务。通过图书馆的“场所空间属性”“知识空间属性”“交互空间属性”三个层面,以图书馆的现状出发,分析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根据行为心理学,将资源、人、空间进行整合,以交互交流为媒介,在参与性及服务性方面,进行适当的改变。

亚洲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特征、原则与模式——对话日本早稻田大学黑田一雄教授

在亚洲高等教育区域化的趋势下,教育合作和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国际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而亚洲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区域教育治理方面,亚洲高等教育具有多样性,不能简单采用像欧洲那样的统一区域化结构。文章对亚洲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剖析,提出有别于欧洲高等教育的区域治理多层次结构,采用“和平”与“发展”作为亚洲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指导原则,倡导用雁行模式理解亚洲高等教育合作。在当前高等教育区域化形势中,需继续采用和促进亚洲高等教育的区域和机构伙伴关系的多层次结构,以促进亚洲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多样性和活力,同时需重申全球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及其对区域和世界和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

生态文明时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变革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深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也不断发展,与工业文明时代的保护理念产生很大区别。相较以往的以物种保护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增强栖地保护,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处理好的问题。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日益加快的严峻挑战,在当前和接下来的一段时期,科学、恰当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一步。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的理论框架、指标体系与应用实践

全球物种多样性的不断下降使得生物多样性保护愈发受到当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为了减缓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这一趋势,确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目前现有的识别重要区域的研究方法多具有不同的评估标准,而且多集中于不同的生物组合(物种或群落)和生态系统类型。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KBAs)是指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性做出重大贡献的区域,与传统的研究识别方法不同,KBAs识别是以全球统一的标准,识别对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濒危动植物至关重要的栖息地。本文在阐述KBAs理论框架与技术架构的基础之上,总结了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的识别标准与评估参数体系,包括5项一级标准、11项二级标准以及11项评估参数。其中,涉及到生态系统层面的评估参数1项、物种层面的评估参数8项、基因层面的评估参数1项、综合评估参数1项。还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案例分析了KBAs识别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中的应用,探讨了该方法在我国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以期为我国今后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和自然保护地的规划提供一个新视角。

2010-2015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人类干扰程度评估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集中分布着中国绝大多数的生物物种,如何保护好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2期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应用人类干扰指数,分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人类干扰的程度及变化。结果表明:(1)2015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人类干扰程度以微度和轻度为主,15个优先区处于微度干扰,占优先区总面积的84.10%,13个处于轻度干扰,占优先区总面积的6.65%;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区和华东华中丘陵平原区人类干扰程度较高,而西南高山峡谷区、蒙新高原荒漠区和青藏高原高寒区人类干扰程度很低;(2)2010-2015年,占优先区总面积84.54%的区域人类干扰程度基本持衡,人类干扰程度发生增加和下降的面积大致冲抵,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整体变化不大,华南低山丘陵区和东北山地平原区人类干扰程度较高,且升幅超过1%,华北平原黄土高原区降幅最大,为0.15%;(3)人类干扰程度较高且变化幅度大的区域,主要受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干扰及土地利用程度加深的影响,对农田、居民点及工矿交通用地的需求增加,退耕还林等部分生态工程实施有利于减少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总体上看,全国3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整体上人类干扰程度较低且变化幅度较小,且人类干扰程度高的区域分布较集中,说明国家生态保护各项政策与措施的实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徐霞客的生命路径(life path)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

本文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生命路径（ｌｉｆｅｐａｔｈ）理论，研究我国明代杰出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的旅行历程和时空背景，从游历年龄、出行半径、出行指向等方面探讨了其基本特征，并揭示出其区域不平衡性。

钱江源国家公园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

以数据为支撑的物种多样性空间分布是自然保护地适应性保护和管理的基础,但当前大多数自然保护地缺乏全域物种多样性观测数据。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全域663个20 m×20 m木本植物样方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国家公园内观测物种丰富度、稀疏物种丰富度、胸高断面积和树木个体数量的空间变化,比较了这些变量在国家公园各功能区块间的差异。结果显示木本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热点分布区与钱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基本匹配。两个物种丰富度在核心保护区古田山区块和长何齐区块及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最大,三者的观测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P>0.05),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稀疏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大于长何齐区块;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的两个物种丰富度指标变异程度小于其他区块,且这两个区块间无显著差异(P>0.05)。齐溪区块、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胸高断面积大于其他区块,古田-苏庄区块次之,前三者无显著差异,古田-苏庄区块显著小于长何齐区块和古田山区块。古田山区块和古田-苏庄区块树木个体数量最小。长何齐区块齐溪片区部分胸高断面积大、个体数量小,而在长虹和何田片区胸高断面积小、个体数量大。一般控制区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两个物种丰富度最小,胸高断面积最小。结果表明,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来看钱江源国家公园的功能分区基本合理,扩展了对国家公园物种多样性热点和保护空缺的认识:古田山区块木本植物个体大、物种最丰富,与其毗邻的一般控制区古田-苏庄区块物种同样丰富、个体略小,可将其纳入保护核心区以利于钱江源国家公园主要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核心保护区长何齐区块长虹和何田片区物种多样性低、个体小、密度大,待加强保护和修复;长虹-何田区块和古田-洪源区块物种少、个体小、干扰强,待社区发展和保护协同。本研究将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适应性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生态变化特征

KBA(Key Biodiversity Areas)是由IUCN提出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生态保护优先区域,评估其生态变化特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地建设至关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生态系统类型丰富,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极高,而沿线KBA更应该成为生态保护的核心目标。本文利用土地覆盖、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夜间灯光数据(NTL),从植被覆盖度和人类活动方面分别对沿线KBA的生态状况及其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KBA内的土地覆盖长期保持稳定,林地、荒野和草地是主要的土地覆盖类型;(2)KBA内NDVI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表明植被覆盖度在不断提高,少数植被退化的KBA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青藏高原以及西亚地区;(3)KBA内NTL总体上处于很低的水平,表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十分有限,极少数分布于中东欧、印度、中南半岛以及地中海附近国家的KBA具有较强的人类活动且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本研究结果强调在KBA生态保护中充分利用生物群落演替规律,同时限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以推动沿线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地建设。

增加自然资源投资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2014年12月15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二期第一次能力建设培训会上的致辞

2014年12月15日,"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二期第一次能力建设培训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陈亮主任、云南省环境保护厅杨志强副厅长以及来自环境保护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等单位代表及相关专家等40多人参加本次培训会。本文为陈亮主任在培训会上的讲话,讲话中介绍了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项目的背景以及次区域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国内外对自然资源投资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开展的活动,强调了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大家进一步拓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深度和广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生态服务功能和自然资源投资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提升项目管理能力和自然资源管理能力,不断推进与次区域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