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考察调研期间强调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全新的理论内涵和丰富的现实价值,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事实,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一个至少涵盖科技、绿色和数字三大方面的集成体,并基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3个一级指标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评价体系。文章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方法测度了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级区域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结果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由2012年的0.302 6上升到2021年的0.874 7,年均增速为21%,对应的,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的水平也稳步上升。研究发现,针对不同区域,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不仅增速最快,总量也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但增速低于西部地区;针对具体省份,新质生产力形成了广东省和江苏省“双雁领航”断层式发展格局,不同省份之间的差距极大,反映了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Kernel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我国省际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有逐渐拉大趋势,但这一趋势主要存在于个别新质生产力发达和落后的省份之间,大部分中间省份差异不明显,且新质生产力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新质生产力发达省份之间的趋同现象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在与邻近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本省的新质生产力将会受到邻近省份的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尼系数计算及其分解结果表明,区域间差异是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下导致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针对上述问题,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应该着重从统筹区域联动合作促进平衡发展,加大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导力度,在新质生产力构成的三大指标上进行新部署等方面展开。

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区域差异与时空演进特征

文章构建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水平,通过Dagum基尼系数法分析其差异及来源,最后采用空间相关性检验探索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时空集聚特征和动态跃迁情况。研究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逐年上升,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存在区域差异;劳动者维度和劳动对象维度中的新质产业发展是制约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四大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始终是区域间差异;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明显集聚于高效型和低效型,且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跃迁更多转向极化型和空心型,较少转向高效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效果不同,虹吸效应与带动效应并存。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研究

当前,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显现,过大的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运用熵值法、基尼系数分解法以及收敛模型,考察了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2010—2021年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均实现了增长,但各地区之前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北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内部差异最大,长江中游的区域内部差异最小;全国以及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均存在σ收敛特征;全国与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西北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但收敛速度不一。研究结论为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时空格局提供依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变化轨迹——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十四五”时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提升环境规制效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加权求和法,对环境规制静态、动态和综合效率分别进行了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探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差距较大,四大区域呈现非均衡特征;环境规制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空间和潜力最大,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上升趋势较弱。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构建了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3—2021年的相关数据,通过熵权法进行赋权,运用全局及局部Moran’s I、Dagum基尼系数分析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整体差异以及区域差异,依托Dagum基尼系数分解分析其差异来源及大小。结果表明: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基于空间相关性的角度,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全局空间分布存在聚集性,2017年以后,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存在的空间相关性有增强趋势,大部分省份之间存在较强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通过对区域差异来源及大小的比较发现,区域间差异是影响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最主要的因素,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共同富裕水平的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整体共同富裕水平朝着均衡方向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与收敛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在测度各省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别利用α收敛系数、面板数据模型检验α收敛与β收敛特征,最后采用Moran指数分析空间集聚性。研究发现: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整体基尼系数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区域内差异水平则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区域间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东部-西部差异最大,中部-西部差异最小,全国整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全国层面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不存在α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通过空间集聚性分析发现,各年度Moran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现象。

粮食功能区视角下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2016—2020年省级农业发展数据,综合运用改进后的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算了全国及粮食功能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差异程度,并进一步从一级指标入手,分析了引起区域差异产生和波动的原因。结果表明:(1)三大粮食功能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保持上升趋势,按水平由大到小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平衡区”。(2)三大粮食功能区存在区域差异,区域间的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3)主销区内部差异波动与产业升级指标相关,主产区内部差异波动主要受产出高效和产业升级指标影响,平衡区内部差异波动源于产业升级指标中的追赶效应。(4)区域间差异主要源自产业升级指标,成果共享指标也起到部分影响作用,三大区域各具发展短板。因此,为提升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均衡性,应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以水平最低的平衡区为发力点,以产业升级指标为抓手,以各区域发展短板为突破,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发展措施。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下,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熵值法测度分析了2008—2020年共同富裕水平及其动态演化特征,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共同富裕区域差异和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整体共同富裕水平不高,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差异呈现下降的良好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复合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总体随时间增长,由失调衰退类提升为过渡发展类,但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偏低,协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演变及区域差异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2020年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和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2014年相比,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升,分区域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波动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且差距较小;空间分布上,中国数字经济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而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多极分化状态;东、中、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呈不断缩小趋势,并且区域内差异是造成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海南省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海南省共同富裕水平逐年提升,共同性水平高于富裕性水平。全省共同富裕水平差异是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及超变密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区域间东西部差异最大,中西部最小。全省及三大区域共同富裕呈现绝对差距提高、两极或多极分化出现的特征,同时,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十分不稳定,在下年度较难维持同一水平,向上、向下及跨层转移的概率较大。

我国农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变

基于2011—2021年中国内地地区30个省市(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和东北4个地区,采用DEA-BCC模型对不同地区的农业数字化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和比较;在此基础上结合莫兰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并进一步结合农业数字化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探索农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农业数字化生产效率水平较高,但只有少数省市处于“最优状态”,地区之间差异性明显;空间分布上表现为“集聚”与“分异”并存特征;农业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在技术进步指数的影响下处于增长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指数最高。

我国物流业绿色发展福利水平时空演化及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物流业绿色发展福利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面板数据进行测算,通过莫兰指数等探索性数据分析方法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基于基尼系数分析我国四大地区物流业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并用核密度方法分析其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我国物流业绿色发展福利水平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且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但区域极化现象突出;东部地区物流业绿色发展福利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东部与其他三大区域间差异最为显著;区域间年均差异贡献率达到75.5%,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创新性的潜能和动力。黄河流域在发展中长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创新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探讨和明晰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区域发展的影响,对该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1—2020年黄河流域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法对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对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及其区域差异进行研究,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其收敛性。结果表明: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行动的推动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且呈现下、中、上游梯度递减规律。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差异呈缩小的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黄河流域整体以及上、中、下游地区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共同富裕目标下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研究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可及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面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要求,动态测度县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五类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揭示其时空演化规律,继而探索现阶段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程度和来源结构。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各尺度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呈小幅波动上升态势,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的差序格局与“东北塌陷”现象;(2)不同政策聚焦、特殊地域地貌、发展水平与建设规模的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具有异质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域、丘陵县域、经济财政低水平县域以及人口面积较大县域是当前共同富裕战略推进中应当关注的重点县域;(3)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基尼系数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波动变化特征,西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非均衡现象较为严峻;(4)我国县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异主要来源于超密度贡献,其次为区域间差异,而区域内部差异带来的贡献相对较小且趋于收敛。

地方财政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空间收敛性检验

文章基于超效率EBM模型测度了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财政效率,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对财政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采用马尔可夫链法刻画了财政效率的动态演进,并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财政效率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观测期内,我国总体财政效率均值呈波动下降趋势,低效率地区较难出现跨越式跃升,具有“东部沿海地区高,中西部地区低”的特征,八大综合经济区财政效率的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东北、南部沿海、长江中游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财政效率存在一定的σ收敛特征,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财政效率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财政效率区域差异扩大化趋势明显。

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与区域差异--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

该文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构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泰尔指数等,对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由0.194增长到0.306,创新和开放系统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2)空间上呈现“同群效应”,大多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且正向“同群效应”有所强化.(3)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泰尔指数由0.055下降至0.019,整体协调性有所改善,但区域之间存在一定“马太效应”.北部沿海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和西北经济区属于曲折波动型差异,东北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经济区属于同频共振型差异.

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创新驱动和绿色转型双赢的核心驱动力,文章采用全局超效率EBM模型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其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6—2022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三大地区呈现中部>东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较期初下降,超变密度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财政分权、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

运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对西部地区12省2010-2021年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相对差异的测定,通过莫兰指数对其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的分析。结果表明:2010-2021年一阶段泰尔指数分解结果中区域内差异的变化趋势和区域总体差异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的变化趋势一致;从贡献率来看,西南地区的贡献率均大于西北地区的贡献率,这表明西南地区的区域协调更需要重视;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具有空间相关性且整体异质性范围小,H-H集聚区集中在陕西、重庆、宁夏等地区,L-L集聚区集中在青海、云南、西藏、广西等地区。

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空间效应

我国已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议题。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测算2014-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全国各区域各省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总体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间与区域内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差异;空间上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特征。基于此,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是:扬长补短,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全面提高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优化布局,以资源投入为牵引,缩小区域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因地制宜,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制定差异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策略。

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

高技术产业升级是破解中国经济“低端锁定”发展困境、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文章深入剖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的理论机制,构建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三维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并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的区域差异及来源。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整体水平较低,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异明显,表现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阶梯递减态势;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区域差异的成因来自产业升级产出能力、投入能力和环境支撑能力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区域间差异是造成高技术产业升级能力区域不均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