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区域生态补偿--以山东省为例

区域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机制,但区域补偿的依据一直存在争议。综合考虑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生态补偿优先级(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iority sequence,ECPS)作为区域间补偿的重要依据。对山东省不同生态区和不同县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优先级进行了计算,从生态区、市和县3个空间尺度分析了山东省开展区域生态补偿的优先领域和补偿机制。结果表明:山东省生态区中处于西部地区的鲁西南平原湖区生态区应优先获得补偿,偏东部的鲁东丘陵生态区和鲁中南山地丘陵生态区应优先支付补偿;在山东省17地级市中菏泽市应优先获得补偿;对青岛、济南、菏泽和东营4个典型市中的各县区进行生态补偿优先级核算,4个城市中补偿优先级最低的均为市区,说明市区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输入和受益地区,而周围县市的补偿优先级较高,是"生态输出"地区,应该得到区域生态补偿,其中东营河口区补偿优先级最高,为典型的高"生态输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应优先享受区域生态补偿。本研究提出的生态补偿优先级为开展区域生态补偿提供了较为简单可靠的指标,可为山东或其他地区的区域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

区域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需求及其制度障碍

在"空间管制"和"功能区划"的管理模式下,不同功能区域之间的"外部作用"或"外部性"非常明显,如果获益者不补偿,区域协调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面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个科学命题和重大实践,生态补偿还要同时解决人地关系中的区域关系,这就是区域生态补偿问题。区域生态补偿是从"区域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操作生态补偿,关注于区域主体,关注于区域尺度上的"生态-经济"过程和资源环境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区域政策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整个生态补偿尺度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对于区域生态补偿,区域制度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强势的地方政府和异常活跃的地方经济,及其形成的"行政经济区域",以及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一同成为当前我国区域制度的核心特征。在这样的区域制度背景下,如何落实区域主体的补偿责任,形成区域间承担责任的机制,就成为区域生态补偿的焦点和难点所在。

区域生态补偿与土地生态安全

研究目的:划定中国土地生态补偿分区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研究方法:格局空间统计分析与生态地理区划。研究结果:中国土地生态安全表现为下降趋势,西部地区为高生态安全区,东部地区为低生态安全区,是生态服务功能空间传递的受益区,可将中国划分为生态补偿受体区(主要分布于西部)和生态补偿主体区(主要分布于东部)两个一级大区。研究结论:设立全国性的土地生态补偿专门机构,构建土地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建立科学高效的土地生态补偿监管体系,完善土地生态补偿的政策导引。

关于我国区域生态补偿财政政策局限性的探讨

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介入生态补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建设和改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工具在解决生态补偿问题中,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是财政体制基本上还是"建设财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地区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上,而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明显不足;二是尽管在财政理论上提出了平级区域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但是存在理论缺陷:①存在区域产权,区域产权规定了区域的公共财政收入只来源于本区域(经济),因此区域财政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严格限定在本行政区域之内。②生态服务具有"俱乐部物品"性质,或者具有"全国性公共物品"性质,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不支持一个区域为其他区域的生态服务提供财政转移支付;三是分税制体制使得基层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成为现在的突出矛盾,导致其进行生态补偿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基于区域生态补偿的跨界污染治理微分对策研究

近年来,以水域和大气等为代表的跨界污染问题层出不穷,在地区之间呈现出单向或交叉的外溢性。传统的行政手段已不是解决跨界污染问题的最为有效管理工具,急需建立一个由地方补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支持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来弥补跨界治理合作中部分地区的治污损失,实现区域间发展权力的平衡。本文将跨界污染视为典型的区间外溢性公共物品,构建一个由生态补偿方和受偿方在有限时间内存在污染越界传输问题的微分对策模型。考虑补偿方依据受偿方治污投资力度的大小决定其补偿比例;探讨不同决策情形下双方反馈均衡策略、状态变量最优轨迹及其福利水平的动态变化情况;采用讨价还价模型设计出合理的福利分配机制;结合我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建设的应用和数值仿真方法,验证相关策略结果的合理性。研究发现:非合作博弈状态下受偿方的最优均衡策略对补偿方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两种决策情形下治污投资累积量的动态变化趋势均呈现单调递减特性,而污染物存量的最优轨迹则呈现多样化的变动趋势;博弈参与主体的联合决策有助于促使双方分得的最优福利"帕累托"最优,且该福利净现值的大小与具体的分配协议有关。虽然科斯式的地区自愿协商策略被认为是解决跨界污染传输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但实践中考虑到政策、信息及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地区间相互独立的策略选择比联合决策在实践中更具普适性。因此,当区域间存在污染外溢时,如何有效发挥生态补偿机制作为协调补偿方与受偿方利益平衡的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区域生态补偿实践中的制度改进问题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还原生态以价值,不仅是环境降压的出口,而且有利于缩小区际间的差距,促进环境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也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笔者在回顾我国区域生态补偿实践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目前生态补偿体制与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区域生态补偿的体制和机制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区域生态补偿中的补偿标准问题研究

探索和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是当前中国优化区域开发格局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而补偿标准是其中的难点问题之一。该文从中央政府主导下的生态补偿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生态补偿两大方面,提炼和总结确定补偿标准在实践中的难点所在及其负面影响,指出过度依赖于政府体制以及行政命令式的补偿标准会导致效率损失和区域利益的空间失衡。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发展权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弹性化差异化的补偿标准和加强对补偿效果的监测等方面探讨了破解难题的思路。

基于我国区域制度的区域生态补偿难点问题研究

国家的主体功能区划是一次重大的实践,但是要解决的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区域划分和分工等追求发展效率的问题,而是要同时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区域与区域的矛盾,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区域生态补偿。任何的生态补偿政策都是"嵌入"于具体的区域制度当中,因此本文以我国的行政经济区域制度为切入点,从区域生态补偿的责任机制、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三个维度探讨其理论和实践上的难点问题,并分析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负面影响。在主体功能区划的战略格局下,如何在区域制度的约束中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本文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经济援助和人口迁移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基于PES模型的区域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县域作为研究单元,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生态经济一体化的生态补偿(PES)模型,并对江苏省2010~2012年区域生态补偿额度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区域生态、经济差异比较明显,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次升高;生态补偿额度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需支付生态补偿的主要位于苏南、苏中地区,其中南京市区生态补偿额度为-416亿元,常州市区、无锡市区、江阴市等五个区域生态补偿额度为-252^-101亿元,扬州市区、徐州市区等16个区域生态补偿额度为-101^-5亿元;而盐城市区、仪征市等20个区域的生态补偿额度为2~44亿元,苏北大部分地区生态补偿额度为48~91亿元。

区域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

生态补偿机制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区域生态补偿蕴含了公平、效益和俱乐部效应的法律理念,制度上能够保障生态建设地区的生存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在区域生态补偿制度中,应认真界定区域生态补偿主体,处理好资金转移支付和协调好区域关系。

基于CVM的流域上下游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实证研究——以湘江流域为例

加强流域上下游区域生态标准研究对于流域区域生态补偿和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以湘江流域为例,采用条件估值法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区域外部性进行测算和实证分析,并以此得出流域上下游区域生态补偿的范围标准、基本标准和具体标准。研究得出:1湘江流域下游区域居民每户每月平均支付意愿为44.94元,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外部性为64.39×108元。2湘江流域上游区域居民每户每月平均支付意愿为404.53元,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外部性为22.82×109元。3湘江流域上下游区域补偿的范围标准为[64.39×108元,22.82×109元],基本标准为14.63×109元,并构建了具体标准的博弈测算模型。

水资源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等"发展的代价"。特别是大江大河等水资源污染的日益恶化,已严重影响广大流域人民的基本生活以及该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建立水资源区域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公众参与程度不够、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政府导向失误是阻碍水资源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原因。因此,应通过倡导公众自治管理,建立政企合作机制,理顺政府职能,以推进我国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

区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京津风沙源区的案例分析

京津风沙源区生态补偿的实践中,区域补偿主体为中央政府,受偿主体为乌兰察布市政府和张家口市政府;其他有关主体有:各级政府和发改委、财政部门、资源主管部门、分管部门,以及企业、个人等各类社会组织。京津风沙源区的区域补偿主体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以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还存在群众自筹资金及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根据生态补偿有关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不同及其角色行为,可以归纳出三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对应关系。

建立和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对于解决区域间环境问题,保障环境安全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实施生态补偿,应制定必要的政策、法规,在政府指导下有序实施,实施过程中应注意补偿的范围、方式以及实施补偿的主体、补偿资金筹措、管理等具体细节。

非对称性区域生态补偿的多目标设计模型——基于EKC非对称性的分析

目前我国的区域生态补偿普遍存在着EKC非对称性,这种补偿正面临着难以落到实处、缺乏持续动力、受偿区域与补偿区域存在摩擦与冲突等诸多困境,其原因除了与生态系统服务自身特点密切相关外,还在于区域的EKC的非对称性使得区域利益诉求不一致和政府地位不对等,单目标的补偿设计难以满足需要。在单目标模型中,总福利并不能增加,只会涉及两区域之间的福利分配,而在多目标设计模型中,无论是受偿区域与补偿区域还是总福利,都得到了改进,符合帕累托优化原则,在理论上可行。磐安县与金华市之间的区域生态补偿是非对称性区域生态补偿的典型例子,这也从实践上证明在非对称性区域生态补偿中,多目标设计模型是可行的。

环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思考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新课题,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通过对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分析,提出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的基本思路,并且在加快环渤海区域有关生态补偿立法,完善区域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制度、完善环境资源税费制度、推动生态补偿方式多元化、理顺管理体制和生态补偿政策体系等5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环渤海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的具体措施。

区域生态补偿关系模型及制度框架

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区域分工"的管理理念深化了区域环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有必要建立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复杂的补偿关系是区域生态补偿制度建构的难点。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生态本底状况、政策配置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依据不同区域开发政策导向下的社会行业活动对两类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情势分别构建了相应的补偿关系模型。在补偿关系"理想型"的基础上,对区域生态补偿的设置制度(规范对象及补偿主体)、运行制度(补偿模式、方式和标准)和保障制度(资金制度、技术指标和激励制度)一一加以分析,从理论层面架构区域生态补偿制度框架。

京津冀大气治理区域生态补偿制度框架设计

生态环境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大突破口。大气污染的跨界特性要求在区域内和跨区域间对其进行协作治理,而建立联合互动、避免冲突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协作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举措。应结合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问题的实际情况,考虑不同补偿制度的适用条件和效果,从补偿主体、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3方面设计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区域生态补偿制度框架。为推动实现区域生态补偿,应当在京津冀区域层面设立环保基金和建设联合开发区。

基于外部性视角的区域生态补偿理论问题研究

当面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一重大科学和实践命题时,生态补偿自然要同时解决人地关系中的区域关系,这就是区域生态补偿问题。地理运动构造了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而现实中的区域都具有产权区域属性,产权区域分割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使跨区域的地理运动演化为一个区域对其他区域的影响,即区域外部性问题。区域外部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判断外部性的"作用区域",从而讨论外部性的空间特性,包括作用方向、范围和空间格局,并最终得到关于区域分布和区域关系的更加深入的认识。区域外部性理论能从特定的角度回答诸如为什么要实施区域生态补偿,如何确定补偿中的责任主体,如何设计补偿方式和确定补偿标准等区域生态补偿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从而成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