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国际反垄断监管冲突下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条款之困

近年来,数字平台巨头大举进入各国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引发了许多国家的反垄断关注。同时,虽然各国开始积极主动协调反垄断监管策略,但冲突始终存在。首先,各自不同的监管态度和路径可能引发冲突;其次,发展中国家也会由于缺乏足够执法资源和市场重要性而丧失其执法的有效性和威慑力;再次,由于"效果原则"的影响也会产生管辖权冲突。然而,作为竞争政策协调的主要途径,区域贸易协定,无论是一般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竞争政策条款还是区域竞争协定,都仅呈现出较浅层的实体规则协调与执法合作。这些竞争政策条款或区域竞争协定未能结合数据要素、数字行业监管标准、监管科技这些与数字市场规制紧密相关的特性,难以有效地规制数字平台巨头的跨境反竞争行为。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区域内国家深化竞争实体或执法合作条款,以及在数字贸易协定中制定数字竞争政策条款的方式得到缓解。

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第三方信号效应对外资流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对169个国家(地区)2004—2019年的竞争条款开展了水平测度,实证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第三方信号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投资促进作用会通过信号效应扩散至非缔约国,协定文本的条款深度越深,东道国释放保护公平竞争的信号越强烈;实体类条款和程序类条款对引进外资的促进作用显著,宗旨类条款不显著;呈现硬机制协调的欧洲模式对引进外资的促进作用显著,具有软约束机制的北美模式不显著;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对东道国国内竞争制度具有信号补偿效应和修复效应,表现为竞争制度不健全、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地区),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的引资效应更明显。对此,我国需要对标高标准国际竞争规则,加强竞争执法的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竞争议题的构建,完善国内竞争政策框架。